戰爭的陰影正在全球不斷的擴大中，人類文明發展迄今竟然再次陷入戰爭的泥沼，而且隨時可能因為擦槍走火而演變成全球的大災難。人類究竟因何如此執迷於戰爭？其文化上的因素為何？本書試圖從不同的面向叩問此一千古難題。
叢書總序
編輯說明
前言：死亡的記憶何其遙遠——在21世紀避免戰爭的方法╱廖咸浩
Part I 在戰爭的最深處：冷眼析戰
帝國的「民主」意識形態：為什麼還要向美國學習民主？╱傅大為
新自由主義引領下的AI奴役之路╱盧倩儀
爭霸、重商、民粹：川普主義的構成與矛盾╱吳玉山
Part II 戰爭的創傷：心眼審戰
托爾斯泰史詩小說《戰爭與和平》中的歷史進程觀╱熊宗慧
協商與內在抵抗：中日戰爭時期中國現代派與歐洲戰爭文學翻譯╱鄺可怡
二十世紀的悲傷：陳世驤與楊牧的「時代」╱鄭毓瑜
Part III 在遠方的戰爭：熱眼觀戰
俄羅斯獨立後之外交政策演變：兼論俄烏戰爭期間俄羅斯之外交決策╱連弘宜
為什麼不抗衡？匈牙利面對俄烏戰爭的策略選擇╱楊三億
以哈戰爭的道德動員及其困境：人道主義的工具化╱黃旻華
川普主義下國際秩序的衰敗：地緣政治與大國戰爭迫近？╱張登及
Part IV 戰爭仍在遠方？明眼止戰
新自由帝國主義：川普2.0下的東亞分斷與和平╱王智明
島嶼的和與戰：兩種地緣政治學之爭╱楊儒賓
祭祖與統戰╱張小虹
從中立到中立臺灣的兩岸思考與一個方案╱傅大為
附錄
《英雄主義的謊言─反戰電影新視野》影片字幕╱林文淇譯
作者簡介
前言：死亡的記憶何其遙遠——在21世紀避免戰爭的方法
廖咸浩（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
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在他的名作〈荒原〉（“The Waste Land”）開頭前幾句是這樣說的：
四月是最殘酷的季節，讓
丁香從死寂的土地中冒出，將
記憶與愛欲混合，以
春雨將遲鈍的根芽擾動。
本詩寫於二次大戰後，以這些詩句啟首所反映的是，即使在春雨陰影仍糾纏不去。然而，人是健忘的。在2022年2月24日，還未等到春雨開始擾動死亡的記憶，新的死亡已經開始了：俄烏戰爭點燃了21世紀的第一把戰火。與任何戰爭的開始一樣，雙方都有充分的理由：一方反侵略，一方反法西斯壓迫本族同胞。接踵而至的是加薩的危機：雙方仍然都有不得不戰的理由：哈瑪斯控訴猶太復國主義搶奪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而以色列入侵是為了報復哈瑪斯綁架人質。最近（2025年6月）以色列突然轟炸伊朗，也號稱是為了生存所展開的「預防性戰爭」，一如一次大戰之前，奧地利對塞爾維亞宣戰的理由。
這些堂而皇之、大義凜然、崇高神聖的理由，讓每一次戰爭都有大量的年輕人為其所惑。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初，雅典的年輕人紛紛請纓，因為他們對戰爭有一種奇特的嚮往。一戰爆發之初，參戰雙方的各國年輕人也有相當比例以赤忱擁護，視之為愛國或∕及正義之戰，而競相奔赴戰場。眼前的俄烏戰爭，一望即知與過去的戰爭似曾相識，充滿了讓人熱血沸騰、關於公理與正義的口號：出征是為文明聲討野蠻，是為受害者排除加害者，甚至連加薩的屠殺都讓不少人覺得理所當然。
但追根究柢，從伯羅奔尼撒戰爭開始至一次大戰，貫穿戰爭的邏輯始終如一：莫不出於資源爭奪，而不是因為野蠻與文明的不相容。而且往往可以看出紛擾的背後有著影舞者在運籌帷幄，那是制訂規則的霸主要維持霸主的地位，才能主導資源分配的方式。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觀察，這種獨佔資源的企圖，源自人類育嬰方式在個體成長過程中，發展出的掌控企圖以及此企圖之不可能。人類的欲望在主體幼兒時期進入語言系統之際成形，語言系統剝奪了主體前語言時期與母親（或養育者）混融全一（undifferentiated）的至福感，但也提供了主體新的安頓之處，也就是透過語言的學習進入社會價值構成的「大義物」（the Other）。然而，大義物並不如其宣稱的一般，有一套完整無缺的體系，而會在受到與社會價值格格不入的人事物（拉岡稱為「小異物」［objet petit a］）衝擊時，感到挫折與憤怒。也就是說，在這樣的創傷時刻，主體會對「小異物」產生不滿的情緒，此種情緒不斷強化，最後甚至產生「去之而後快」的狂想。當這種對「小異物」的強烈不滿演變成整體社會特定傾向的時候，就會催生大規模的歧視行為，如獵巫、迫害少數民族（如歐洲歷史上對吉普賽人及猶太人長期的大規模迫害）、甚至對其他國家的污名化與仇視。
這種人性深處的不安全感，導致任何社會自覺利益受損時（如歐洲不斷想像猶太人懷有巨大的陰謀），都有可能發動這種獵巫的行為，而且資源掌控愈多者，愈擔心資源被稀釋。「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便是這樣產生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是因雅典與斯巴達爭霸而發生，一戰及後續的二戰也是因為德英的爭霸而發生。
然而，僅從人性出發來理解戰爭，顯然低估了文化的影響力。人性固然提供了戰爭或集體衝突的根苗，但文化亦能推波助瀾，甚至對戰爭的意願與形態具有高度形塑的能力。縱觀中西歷史上的戰爭，可以看出西方有高比例宗教性質的戰爭，而中國則幾乎沒有因宗教而產生的戰爭（太平天國起事除外）。原因極有可能是這兩個文化有著不同性質的宗教信仰。西方都屬「亞伯拉罕宗教」（Abrahamic religions），也就是一神教（monotheism），而中國可稱為宗教的道教與佛教，前者是多神教，後者更被認為是「無神的宗教」（atheistic religion），與西方大異其趣。或許正是這個差異，造成了不同性質的戰爭，而且戰爭對整體社會的誘惑力亦有所不同。
二次戰後，身兼哲學家與小說家的諾貝爾奬得主艾爾伯赫．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面對西方文明的廢墟，提出了「南方思想」（Southern thought）的理念，以檢討戰爭的禍源。其論點主要認為，源出沙漠的希伯來一神教原有相當陰暗、嚴酷的傾向，待傳到了水草豐美、山川秀麗的南歐之後，獲得了重大的轉型。由希臘化猶太人和希臘人所撰的《新約》重新塑造了神：從此基督教的上帝從陰晴不定的「怒之神」（God of Wrath）變成了較為溫煦關愛的「愛之神」（God of Love），甚至一定程度將基督教「去一神化」了。然而，在日耳曼人接受基督教之後，卻採取了基本教義的態度，再度恢復了早期希伯來文化的陰暗與嚴酷。卡繆認為，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基本上就是這種文化基因的產物。因此他大力提倡「南方思想」，試圖改造西方受到「北方思想」衝擊而返祖的文化性質，使其能變得更傾向包容、更接納多元。
一神教何以會成為西方各種戰爭（不論是殖民擴張或內部衝突）的主要動因？這與其「聖戰」（holy war）觀念有密切的關係。聖戰的觀念在20世紀才開始受到注意，而且是因為伊斯蘭的基本教義信眾所提出。但其實這個觀念始於《舊約》，且為希伯來人歷史的源頭。在《舊約》中，上帝許諾亞伯拉罕：「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我也必作他們的神」（《創世紀》17:8），為了要實現這個可能性，亞伯拉罕的後代就必須展開人類史上的第一場聖戰，而且是以種族清洗的方式完成：
但這些國民的城，耶和華─你神既賜你為業，其中凡有氣息的，一個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將這赫人、亞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都滅絕淨盡，免得他們教導你們學習一切可憎惡的事，就是他們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們得罪耶和華─你們的神。（《申命記》20:16–18）
猶太歷史上曾進行過三次聖戰，但最後猶太教將聖戰予以禁止，因為實踐到極致，很有可能導致滅族。然而一神教在本質上是不可能真正禁絕聖戰的觀念，因為此類宗教本身已包含了一種絕對的、「侵略性自以為是」（aggressive righteousness）。因為對一神教而言，任何細微的差異都可能是魔鬼所造成，所以才會有無休無止的宗教戰爭。早期天主教對各種非正規信仰的迫害，新教與舊教的無數衝突，基督教與伊斯蘭間的彼此征討，皆是「亞伯拉罕宗教」因為細節差異而視對方為異端（heresy）所造成的殺伐。
但聖戰並非戰爭的根源，歷史上所有以「聖戰」為名的戰爭，一如《舊約》中的聖戰一樣，都是以上帝之名所進行的「部落式」（tribal）的資源爭奪。然而，以一神教聖戰為名，卻大大增強了其徒眾貫徹的意志及打擊的力道。而當資源爭奪以資本主義的型態進行時，與聖戰觀念的結合又更致命。常被視為一次戰爭之兩個階段的一戰與二戰，便是這兩者的新形態結合所致，毀滅性也堪稱有史以來之最。一戰爆發前，一方面同盟國與協約國彼此都視對方為邪惡的化身，故參戰殺敵不但愛國又同時替天行道；另一方面，英、德兩個資本主義強權對資源的爭奪也到達了臨界點。
然而，或許因為「美國治世」（Pax America）的來到，這種結合在二戰後反而更變本加厲的反映在新世界霸主的文化中。美國立國於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卻因為冷戰，而在1956年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最猖獗的時期，將其「國家箴言」（national motto）中的「合眾為一」（E Pluribus Unum；英文 “Out of many, one”），改為「我們信靠上帝」（In God We Trust）。在冷戰期間，美國的政治人物也不斷以宗教修辭（包括聖戰）來譬喻美國與蘇聯的對抗關係。然而這個對抗本身，明顯的是新一輪由資本主義驅動的爭霸，只不過這次的爭霸並非資本主義內部的兩強，而是資本主義強權與反資本主義強權之爭。
在當前的世局中，我們似乎又看到了聖戰的還魂。俄烏戰爭及加薩的種族清洗，都充滿著「侵略性自以為是」。但透過這些代理人戰爭，其目的仍是資源的分配與爭奪，只不過這次的聖戰與資本的結合受到了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加持。新自由主義資源分配原先是循著美國在二戰後的「偽君子」方式，將美國的國家財富經由戰爭，以「洗錢」的方式回流至其富人階級。2025年川普（Donald John Trump）二度上任美國總統後，對新自由主義雖然態度曖昧，但對資源搶奪則更是赤裸裸的以「真小人」方式為之，掠奪烏克蘭的天然資源可謂其第一次達陣。
激發俄烏戰爭，只是美國閹割舊帝國的最後一擊，與中國的對抗則更具有打壓爭霸者的意味，同時又更容易嗅到上帝對抗魔鬼的氣息。而新自由主義的最新發展又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妖魔化的論述。這裡所謂的最新發展，指的是美國透過其「偉壯七巨頭」（the Magnificent 7）（包括微軟、亞馬遜、Meta［FB］、Alphabet［Google］、蘋果、特斯拉、輝達）籠罩全球的平台資本主義（platform capitalism）。經由這些數位平台不斷的轟炸與洗腦（包括生活方式的誘惑及價值的宰制），在平台文化中成長的世代，思考益發簡單，但又更具「侵略性自以為是」。面對這樣的局面，我們彷彿又感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氣氛。而仿美國「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模式的極右派在全球各地興起，則更像是二次戰前的納粹，如癌細胞般大量複製……。
托瑪斯．曼（Paul Thomas Mann, 1875–1955）1912年出版的中篇小說《威尼斯之死》（Der Tod in Venedig），預言了兩年後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則以〈二度降臨〉（“The Second Coming”, 1920）一詩預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為什麼文學家有如此精準的預知能力？不外是善於審時度勢，共感同理，嗅人所不得嗅、感人所不能感。在這次俄烏戰爭的硝煙與加薩種族滅絕的屍塊中，是否也有人不幸預見了某種「恐怖的獸」即將誕生？也就是說，這些區域衝突是否會演變成更大規模的、乃至全球性的大戰？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曾說過這句相當平實的話：「戰爭不是一種優雅的娛樂，而是生命中最惡毒之事。我們必須了解這點，而不要耍弄戰爭。」智哉此言！但我們不只期待文學家能預見悲劇，更期待知識分子能肩負起防止悲劇的責任。本書的目的即在於透過不同領域的視角，針對戰爭進行文化的省思，以期能避免在集體的夢遊中發生失誤與不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