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蛙鳴集》談起
我的第一本詩集《蛙鳴集》,於一九六三年六月由現代文學雜誌社出版。這本詩集,共收錄四十五首詩,由「詩穗」(短詩十首)、「無弦詩箋」(情詩十首)、「驪聲」(離情十首)和「蛙鳴」(抒情詩十五首)四個部分組成。扉頁上寫:「謹以此書獻給:生我育我,顧我復我的父母。」內文前後有〈英序〉和〈後記〉。在〈後記〉中,我感謝外文系諸位老師的教導,以及余光中先生不時的指正以及兩年來與詩人桓夫先生不斷的通信,給這本《蛙鳴集》灌溉了不少的滋養;英千里系主任的序文,臺靜農教授的題字,以及劉國松先生的設計封面使這本詩集增光很多:在此我向他們敬致最大的謝意。
這本詩集的封面設計者劉國松,是當時「五月畫會」的重要畫家。因《現代文學》的關係,我和當時的現代派畫家有些來往。記得有一天黃昏時我去拜訪他,請他設計封面,他住的地方,如果我沒記錯,是在植物園附近的一個巷子裡,可是我不記得是否有誰帶我去或和我一起去。封面是一片混沌的黑色畫面下邊,左右流動的兩條綠線在中間湧出一個白色圓形,代表原生質,上端冒出逐漸擴大的綠色,有如煙雲,裊裊上升,藉以表現〈蛙鳴〉這首詩的主題:生命進化的故事,「散佈在三月的草塘/與星辰的神話同屬於/原始的。原生質的奇蹟/是這故事的主題。」〈蛙鳴〉這首詩抒寫生命的演化,從原生質經過洪荒,從海底到陸地,從爬蟲類、兩棲動物到人類,而人類出現了以後,四肢的同類開始兇殘爭鬥,乃至戰爭與炮火,而蛙鳴讓人想起生命的起源和人類歷史的演進。這首詩是根據我當時在外文系上英語散文選讀時,課上一篇散文所引發的感想;老師是位女性洋人,而那篇散文的題目和作者,我都記不起來了。
臺靜農教授的題字,是我認識的中文系一位新加坡僑生廖寶強--他跟臺先生很熟--特地替我請求的,記得我為此到過青田街臺先生家去拜訪過一次。至於英千里老師的序文,我雖然上過英老師的英詩選讀,可是師生之間不熟。記得好像是廖寶強的建議,說他認識一位外文系我同班的同學韓拱辰,她是英老師的乾女兒,可以託她請英老師寫序。謝謝韓同學的好意,其實,這是相當勉為其難的事。後來聽說這篇序文是外文系翁廷樞祕書代為操刀的,闊論中國古典詩和現代新詩的歷史發展和詩的在形式上和內容的特質,而強調感情真摯的重要等。最後一段,認為這本詩集「文辭清麗脫俗,感情真摯動人,拜讀之餘,心生歡喜……因就所感聊抒管見持以相勉并以代序。
上述這段〈後記〉,透露出我大學畢業時的一股社會風氣,甚至在教育界和文藝界,仍有講求人際關係、崇拜名人、滿足虛榮的浮誇作風。到底,這不是我的個性和為人處世的風格,後來我也就不再攀龍附鳳,請名人寫序了。
這篇〈後記〉還透露出我早期開始寫詩時,與桓夫(陳千武)和余光中的交往。關於我開始寫詩的因緣,以及我早期的創作活動與陳千武的關係,我在〈陳千武與我〉和〈從《現代文學》到《笠》〉這兩篇回顧文章中,都有詳細的說明,不再贅述。其中也提到,《現代文學》的作家群中大多是寫小說的,當時陳若曦特地帶我和鄭恆雄,我們這兩個對詩特別有興趣的學弟,到廈門街去拜訪余光中先生,聆聽他對我們兩人的詩創作批評和指正,不無慕名朝聖請多關照的用意。
從這些文章中,可以了解我寫詩的歷程,從《現代文學》的參與到《笠》的創刊,導致我後來到日本和美國留學,追尋艾略特(T.S Eliot,1888-1965)、西脇順三郎(1894-1982)、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和晚唐詩人的足跡,在在影響了我走上寫詩這條人生道路。這本《蛙鳴集》的產生,可以說是這一詩路歷程早期的見證。從這本詩集中,可以看出我的創作風格的基調--知性的抒情,其實,也構成了我日後繼續寫詩、展現出從浪漫主義抒情到現代主義主知、這一創作風格的底流。
我的第一本詩集《蛙鳴集》,於一九六三我畢業那年以現代文學雜誌社的名義出版,不用說,和參與《現代文學》的活動是息息相關的。當時在戒嚴之下,個人不能隨便出版詩集,必須以雜誌社或出版社的名義。那時《現代文學》創始人白先勇已經出國,王文興還在台灣,也有出版現代文學叢書的構想,以便出版《現代小說選》等。於是和王文興商量,徵求他的同意,終於將陳千武的第一本詩集《密林詩抄》列入現代文學叢書第三種,我的《蛙鳴集》列入現代文學叢書第四種,分別於一九六三年三月和六月,以現代文學雜誌社的名義自費出版。
一九六三年六月,我大學畢業的時候,作為畢業紀念出版的《蛙鳴集》是我的第一本詩集,也是我的人生踏上寫詩這一征途的起步。出版之後,我把詩集贈送給一些同班同學。有一年,應該是在我一九六六年出國之前,在武昌街舊書地攤上,我發現一本《蛙鳴集》,扉頁右方我寫的「XX同學指正」的名字被剪掉了,左下方仍有我的簽名「國清敬贈 五二、七、八」。我趕緊把它買下來,不知道哪個同學那麼缺錢。這本詩集最特別的地方是,有一位讀者用紅色和綠色鋼筆,以很
有個性的字體揮灑自如,在許多詩上加以眉批,或在空白的地方寫上感想或聯想。在目錄之後,寫著:「國清兄:前些日子無意中得到此集,讀完後忽然想與你做一個朋友。不知行否?祝好 胡維健 二、二二」。那是一九六五年二月,詩集出版之後不到兩年,也是我在服完兵役之後一九六六年赴日留學的前一年。他的評語,雖然隻言片語,可以看出他對詩的意境和人生宇宙都有相當的見地。例
如:「詩 祕奧裡的真境」、「風飛 風迴 在天外的天 海外的海」、「倘若春風拂過萬物 死亡於零 新生於靈」等,甚至針對〈樓梯〉那首詩的原句「妳憑立樓梯」,旁批「憑樓梯立」,把〈候鳥〉那首詩中,「我們同是飄泊的一群」,批為「我們同是一群的飄泊」,字斟句酌,顯然不是生手,我欣然同意。到今天我還不知道這位知音胡維健到底是誰,錯失成為朋友的機緣,有點遺憾。
在這本詩集的〈後記〉中,我一方面表達在臺大流連四年,即將離開校園時的感觸和離愁,另一方面,說明在生活中對「詩」的瞬間感動的體驗:「這些詩便是我四年來心靈活動的縮影,交織著我的夢想和渴望,也渲染了我的笑聲和淚痕。」呼應英國詩人史班德(Stephen Spender, 1909-1995)所說的,寫詩的對象不是人,是神。寫詩便是跟神在摔跤,「這些詩便是我與詩神摔跤時的創傷,是每遭一場心靈的掙扎後所絞出來的腦汁的記痕。」這一認知,可以作為我日後許多表現出生命感的作品的註腳。
我在大學時代所寫的情詩,也就是收錄在《蛙鳴集》中的〈無弦詩箋〉。所謂「黃蝴蝶」詩篇這十首詩,只是在我心中無弦獨吟,未曾寄給文學院的一位女孩子。二○○八年回臺大客座時,校園依舊,驀然回首,我寫了一首〈四十年.人生〉,對當年的純情唯美,做了坦誠的告白。(見〈青春,夢回臺大〉一文)。
《蛙鳴集》雖然是我早期的作品,可是一開始寫詩時,就接觸英美和日本現代詩,在創作上摸索的階段很短。《蛙鳴集》中有好幾首詩,雖然有些新月派的影子,現在讀來,仍是具有冷靜的知性思考和成熟的表現技巧的作品。例如〈樓梯〉、〈枯葉〉、〈雲〉、〈霞〉等。其中〈火車與山洞〉,該是我現存的第一首詩,那種書寫感情的方式是相當知性的現代抒情詩。一如我在〈從《現代文學》到《笠》〉這篇回顧中所說的:「這首詩,具有相當強烈的現實思考和反抗意識,在我早期傾向感性以抒情為主調的處女詩集中,是極為特殊的異色,雖然為數不多。一開始寫詩,對現代詩強調知性的反浪漫性格我早就有所認識,在創作中也極力避免感傷,而以知性與感性的平衡為藝術美的極致。」
回顧第一本詩集《蛙鳴集》的出版,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我從《現代文學》到《笠》的詩路歷程,基本上是經歷了現代主義的洗禮,而我所摸索過來的這一歷程,我相信,對了解現代主義與台灣現代詩的發展,可能提供一個值得參考的線索,因此《蛙鳴集》作為史料,我相信,也有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價值。
(二○一七年四月三十日,加州望月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