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exit and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
Catherine Li, Zhi-Cheng Wu (eds.)
- PublishedOctober, 2020
- Binding精裝 / 21*15 / 658pages / 單色（黑） / 中文
- Publisher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SeriesEUTW Book Series 13
- ISBN978-986-350-405-4
- GPN1010900949
- Price NT$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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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英國舉行全民脫歐公投，得到了超過半數民眾的支援，這一公投結果無疑給英國乃至歐洲政治發展帶來了巨大挑戰。一方面，作為英國所謂選舉民主的成果，雖然在短期內緩解和轉移了英國社會的某些矛盾，但必將給英國政治經濟和內政外交產生深刻影響，另一方面，脫歐公投也激化了英國國內新的社會分化和政治競爭，加重了歐洲一體化深化的困境。不僅如此，英國脫歐還開創了民族國家退出區域合作聯盟的先例，它所折射的歐洲社會反一體化和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國家主義的抬頭，不僅將對歐洲國家治理和區域轉型產生重要影響，有損歐盟的國際地位和全球影響力，使區域一體化和全球多邊合作面臨巨大考驗，也必將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世界政治格局與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
本書緊扣英國脫歐、歐洲轉型與國家治理三主題，闡述歐盟成員國面對債務危機所進行之結構改革、德法兩大核心成員國的政治領導與合作、中東歐國家在歐盟的利益訴求，以及歐盟主流政黨因應歐洲一體化、政治化的戰略與策略，並詳析歐洲於經濟貨幣政策、對外直接投資、就業政策協調、共同農業政策、司法整合、公民社會政治參與、基本人權保護等領域的發展與轉型。
作者簡介
叢書主編序∕蘇宏達
緒論∕李貴英、吳志成
上篇 英國脫歐
英國脫歐和歐盟、歐洲一體化∕丁純
英國脫歐議題及其對歐洲統合的意涵∕羅至美
論英國脫歐公投後歐洲的「合」與「分」：直布羅陀與加泰隆尼亞兩案例研究∕卓忠宏
歐洲金融危機的終結：英國脫歐是阻力還是轉機？∕葉國俊
德國應對英國脫歐進程及對歐盟未來改革的立場∕鄭春榮、范一楊
英國脫歐後的美歐英安全合作展望∕賴昀辰
英國脫歐與波蘭的歐盟整合政策∕楊三億
中篇 歐洲轉型
歐元區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實施及其績效述評∕佟家棟、劉程
從Micula一案看歐盟外人直接投資政策之困境∕李貴英
歐盟與成員國之間就業政策的協調機制與效果研究∕成新軒
歐洲整合過程中的共同農業政策及其對發展中國家之影響∕譚偉恩
歐洲的國家轉型及其政治圖景：從歐洲民粹主義談起∕張浚
「多速歐洲」：歐盟命運之反思∕陳麗娟
歐盟治理中的公民社會及其政治參與∕吳志成、張萌
歐盟先決問題程式與司法整合發展∕陳淳文
歐盟媒體多元主義與民主制度之發展：基本人權保護之視角∕謝國廉
下篇 國家治理
歐元區重債國家的結構改革∕陳新
德國的政治領導與歐債危機的治理∕李巍、鄧允軒
德法合作的歐盟領導權模式∕熊煒
中東歐國家在歐盟的利益訴求和利益博弈∕姜琍
歐盟成員國間雙邊投保協定的存廢與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兼論以「投資法院系統」模式作為替代方案之評析∕高啟中
歐洲一體化的政治化與歐盟成員國主流政黨的應對戰略：
以歐債危機發生後的德、英、法三國為例∕李明明
歐盟專有名詞英文、繁簡中文對照表∕余佳璋、王亞琪
索引
緒論（摘錄）
李貴英（東吳大學特聘教授）、 吳志成（歐盟莫內講座教授）
當今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作為世界政治重要舞臺的歐洲也不例外。新世紀以來，歐洲一體化既邁出了許多推動歐洲合作不斷擴大和深化的重要步伐，促進了世界區域一體化的進程，也遭遇到諸多前所未有的新挑戰與新考驗，歐洲區域合作與區域治理在整體上可謂艱難前行。2016年6月，英國舉行全民脫歐公投，得到了超過半數民眾的支援，這一公投結果無疑給英國乃至歐洲政治發展帶來了巨大挑戰。可以說，無論是對英國社會政治發展、歐洲一體化與區域轉型，還是對國際格局變革與全球治理進程，英國脫歐都可稱為一次重大的歷史事件。一方面，作為英國所謂選舉民主的成果，雖然在短期內緩解和轉移了英國社會的某些矛盾，但必將給英國政治經濟和內政外交產生深刻影響，另一方面，脫歐公投也激化了英國國內新的社會分化和政治競爭，加重了歐洲一體化深化的困境。不僅如此，英國脫歐還開創了民族國家退出區域合作聯盟的先例，它所折射的歐洲社會反一體化和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國家主義的抬頭，不僅將對歐洲國家治理和區域轉型產生重要影響，有損歐盟的國際地位和全球影響力，使區域一體化和全球多邊合作面臨巨大考驗，也必將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世界政治格局與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
作為「兩岸歐洲研究系列」的第二本作品，《英國脫歐與歐洲轉型》是近年來兩岸歐洲研究團體和專業學者之間學術交流與合作的結果，目的在展現兩岸學者針對英國脫歐及其意義、影響和歐盟主要大國之立場、態度等的有關思考，闡述歐盟成員國面對債務危機所進行的結構改革、德法兩大核心成員國的政治領導與合作、中東歐國家在歐盟的利益訴求以及歐盟主流政黨因應歐洲一體化政治化的戰略與策略，分析歐洲在經濟貨幣政策、對外直接投資、就業政策協調、共同農業政策、司法整合、公民社會政治參與、基本人權保護等領域的發展與轉型。
英國脫歐和歐盟、歐洲一體化（摘錄）
丁純（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教授）
壹、前言
2016年6月24日，英國退歐公投以51.9%對48.1%、主張退歐的民眾略占上風的結果而使「英國退歐」成真，「黑天鵝」沖天而起。英國成為爆點，也開啟了歐洲一體化的逆向進程，此不僅令英國上下茫然，莫衷一是，也使歐盟（European Union, EU）震驚，全球譁然，拽住全球目光，吸睛有加。此後英、歐間討價還價、一波三折的脫歐談判進程和英國內部朝野對峙、府院內訌、民意與社會嚴重分裂的場景屢見不鮮，英倫上演了「幾無一人是男兒」的肥皂劇情，使「脫歐」衍變成「拖歐」，脫歐日期一拖再拖，前景撲朔迷離，也深刻地影響了歐盟的氛圍和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前景。
綜觀近三年英國脫歐談判、英歐間互動的歷程，以及迄今仍未有結果的英國「脫歐」事業，筆者以為，英國退歐作為一件對英國和歐盟、歐洲一體化具有深刻影響的事件，值得我們冷靜和理性地分析公投結果的主要成因、脫歐進程衍生的結果以及對英國、歐盟和歐洲一體化影響進行深入的思考和評估。
貳、英國脫歐的原因
英國退歐絕非偶然，背後蘊含著一系列歷史和現實交織、內外纏繞的深刻成因：
第一、「光榮孤立」的稟性使然。長期孤懸海外的島國地理位置使英國對歐政策形成了以「均勢政治」為原則的「光榮孤立」特徵，並在19世紀由首相索爾茲伯里勳爵（Lord Salisbury）發揚光大，利用歐洲大陸主要國家間的矛盾，捭閡縱橫，置身於歐洲大陸國家的紛爭之外，牟取最大利益。這背後其實有著不同的歷史積澱以及經濟、法律體制、民族心理等烙印。儘管時過境遷，英國後來被迫結盟，但民眾的「光榮孤立」心態和思維習慣依舊，並成為退歐的天然民間土壤。
第二、基於實用主義參加歐洲一體化以及邦聯主義的主導思維導致英國「疑歐」成為傳統，疑歐思潮不斷發酵。儘管二戰後時任英國首相的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出於國力衰弱和遏制蘇聯等考量，最早提出了歐洲聯合的設想，但英國外交的基本政策還是英美特殊關係、英聯邦，而後才是歐洲國家的三環外交。英國自己組建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EFTA），對峙法德為首的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在歷盡曲折後基於本國利益，如對歐洲大陸國家的影響和自身的貿易需求等考量，最終於1973年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但其出發點，更多的是著眼於經濟和貿易等實用主義角度，可謂「斤斤計較」—其最看重的一體化目標，就是歐洲大市場。因此，從本質上而言，英國在一體化進程中始終秉持以國家為主要單位、基於共同利益組成聯盟的邦聯主義理念。儘管保守黨和工黨兩大政黨在執政時期從各自的經濟自由主義和社會公正理念出發，對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各個時期的政策和領域，或首肯或反對，但總體是反對進一步向歐盟轉交主權的。因此，英國與歐共體／歐盟之間齟齬不斷：加入伊始，英國即曾於1975年就是否留在歐共體進行首次公投，儘管順利過關，但疑歐的陰影並未消除；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時期則糾纏於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和預算攤款份額問題，反對統一的《歐洲社會憲章》（European Social Charter）等；儘管布雷爾（Tony Blair）在執政時期改弦更張，基於工黨相似的理念而對《歐洲社會憲章》網開一面，對《阿姆斯特丹條約》（Amsterdam Treaty）等作了妥協，但仍拒絕加入歐元區（Eurozone）；卡梅倫（David Cameron）時期則反對簽署《財政契約》（European Fiscal Compact，指《經濟與貨幣聯盟穩定、協調與治理條約》﹝Treaty on Stability, Coordina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TSCG﹞），反對聯邦主義者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就任歐委會主席等。凡此種種，表明疑歐情結和傳統一直籠罩英倫，不時發酵。第三、現實問題的困擾和催逼。退歐之所以獲得大量英國民眾支持並最終成真，與一系列現實問題和挑戰密不可分。歸納起來，有三個方面：一是移民問題。英國民眾認為，作為歐盟一員，囿於人員自由流動的歐盟基本原則，英國無法行使邊控主權以控制和阻止大量來自中東歐的移民之湧入，導致實際流入數量超過了當初英國政治家們宣稱的移民遷入數的數十倍。2004-2014年的10年間，湧入的移民人數達到330萬人，其中大部分來自新成員國。他們被指責大量消耗了英國的社會福利如免費醫療等福利資源，同時搶占了就業崗位／機會等。但實際上，這些年輕的移民填補了英國就業結構的斷層，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老齡化的挑戰。其繳納的稅款和社會保險費用，與享受的福利相抵，實際財政淨貢獻達到34%；二是英國向歐盟預算繳納的費用不合理。民眾認為，英國一直是淨貢獻國，不符合英國的利益，也不公平。如2015年，英國繳納的費用達到178億英鎊，扣除返還，淨貢獻達到86億英鎊；三是民眾對歐委會等歐盟的相關原則規定如人員自由流動、過度的主權讓渡、不民主的決策機制尤其是其「官僚主義」尸位素餐似的做派／作風十分不滿，不僅反對再向布魯塞爾讓渡主權，甚至呼籲要回包括邊界控制權等在內的相關主權。有關歐洲一體化和英國主權相關的事務也一再成為民眾抱怨的焦點。相當數量的民眾認為，正因未加入經貨聯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才使英國能在此次金融危機中自主使用貨幣、財政政策，採取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簡稱QE）政策等刺激措施，使英國經濟較快克服危機，重回增長之路，危機以來英國的年均增長率明顯高於歐元區國家。面對日益嚴峻的難民危機，英國民眾也反對歐盟應對危機的分攤配額等制度安排，主張維護控制邊境的主權。此外，因為金融服務業在本國國民經濟結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主導地位，英國民眾強烈抵制歐盟金融監管，對徵收金融交易稅等舉措極為反感等。
第四、政治家的刻意操弄。在啟動和公投造勢中，英國各黨派的政治領導人，尤其是前首相卡梅倫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可否認，退歐在英國的民意基礎與歐洲大陸歐盟國家不可同日而語。但毫無疑問，支持留歐的卡梅倫為了平息黨內退歐派和留歐派的紛爭，以確保2015年保守黨贏得大選甚或單獨組閣—尤其是自己能夠蟬聯相位—承諾2015年一旦勝選便進行退歐公投，無疑是一個非理性的大豪賭。在公投中，保守黨留歐派僅片面地以經濟數據描繪退歐災難，對主張退歐的選民所關注的移民等問題解惑不力；以科爾賓（Jeremy Bernard Corbyn）為首的工黨儘管支持留歐，但黨心渙散，無所作為；而法拉奇（Nigel Farage）領銜的英國獨立黨和以伯里斯‧詹森（Boris Johnson）為代表的保守黨內退歐派則大肆利用難民、移民和主權等問題誤導、威嚇民眾，絕口不提退歐代價和真正退歐後的處理方案。從事後情形可見，英國政治領導人和菁英階層，無論留歐派還是疑歐派，均是既無思想準備，更無縝密應對計畫，卡梅倫如釋重負般地離去、法拉奇公投後的閃辭、科爾賓和工黨同僚的互相攻訐、保守黨內脫歐派戈夫（Michael Gove）與詹森等互相內訌，均是對此操弄絕佳的註腳。似乎也從側面證明，脫歐遠不是我們印象中精明圓滑的不列顛人主動籌劃的結果，抑或英國人有意識地通過脫歐來達到另闢蹊徑、改弦更張的手段。
叁、脫歐對英國社會的影響
退歐公投體現並加劇了英國社會的撕裂。相關資料顯示，退歐公投參與率達到72.2%，超過了上屆英國大選，這說明公投得到了民眾的高度關注和全面參與。公投選票的分布，展示了英國社會在這一重大議題上，包括英國未來走向上的巨大分歧，出現了典型的個體理性導致了群體無理性的結果。從參加投票的主張退歐、留歐人群的年齡來看，呈現出明顯的分野：越年輕者越願意留歐。各年齡段的留歐和退歐比例對此作了完美的佐證：71%：29%（18-24歲）；54%：46%（25-49歲）；40%：60%（50-64歲）；36%：64%（65歲以上）。據說在這次未能獲得投票資格的16-18歲人群中，支持留歐的青少年比例更是高達72%。根據英媒的統計和預測，對於那些主張留歐但必須生活在退歐結果造成的社會環境中的投票者而言，如果按上述年齡段分類，最長還要生活近69年、52年、31年和16年。由此出現了主張留歐的青年一代對青睞退歐的年老一代的抱怨：最多再活十幾年的老一代葬送了未來一代的機會。而這種隨年齡高低呈現出的明顯的規律性選擇，恰恰反映了不同年齡段的英國民眾的理性選擇。因為投票選擇留歐也即是選擇和歐洲大陸之間更大的互動性、流動性、多樣性和不確定性，這正符合全球化、一體化和互聯網背景下成長起來、從伊拉斯莫計畫（Erasmus Mundus Programme）中受益、贊同「我能、我可以」口號、相對更喜好風險的年輕一代的生活理念和個性追求。相對而言，49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則對未來有限的人生時光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充滿厭惡，對昔日大英帝國、英聯邦以及英鎊充滿美好回憶。
就公投中相對更加贊同和反對留歐的地區分布而言，蘇格蘭、北愛爾蘭和大倫敦地區民眾更偏向於留歐；而除大倫敦地區以外的英格蘭地區則普遍青睞退歐。這一局面的背後原因是，一直鬧獨立的蘇格蘭更需要歐盟，北愛爾蘭也有相同的考量。而以倫敦金融城為核心的倫敦地區，是英國最為國際化、最開放的地區，聚集著大批受惠於一體化、從事金融服務業為主的行業人員等，自然希望留歐。
從政治傾向來看，公投中英國政壇的政治圖譜也清晰地呈現了巨大的分野，「留歐」和「脫歐」之比：保守黨（39：61）、工黨（65：35）、自民黨（68：32）、英國獨立黨（5：95）、綠黨（80：20）。可見除了英國獨立黨，保守黨內部退歐呼聲最高。
從青睞和厭惡退歐、留歐的社會階層來看，公投的結果顯示，越是社會菁英、高收入者，越是與外界交流互動廣泛的產業界，主張留歐的比例就越大。如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中主張留歐、脫歐之比為68：32；在只受過普通中等教育（及以下）人群中該比例則為30：70。金融界、商業界、科技界和教育界等竭力呼籲留歐即是明證。退歐公投這一事件反映出英國社會階層和人群的巨大分野。
退歐公投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英國相當部分民眾（尤其是中下層）對近幾十年來全球化和歐債危機以來，政府以緊縮為主基調的經濟和社會福利政策造成的社會分化結果的不滿；同時，也反映了「反一體化」和「反菁英」思潮近年來不斷潛滋暗長，不容小覷，更不應忽視。二戰後，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以金融要素自由流動為主要特徵、以跨國公司為主要載體、以衍生金融品資產證券化為再分配方式的經濟全球化，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更加暴露出其猙獰的一面，致使社會財富的配置越來越集中於資本所有者和雇主，雇員、工會、傳統左翼政黨日益弱化。在英國，從工黨布雷爾的「第三條道路」（Third Way）到保守黨卡梅倫的緊縮政策，使中下社會階層的利益受損日益明顯，且無法完全通過體制作出回饋，造成更多民眾透過在公投、大選中一人一票的方式與官方和正統立場相左來表示不滿。在英國，目前占最富裕和最貧困的各20%家庭的財富差距已經高達117倍。最富裕的10%人口擁有45%的財富，而相對貧困的50%人群的財富只有10%。從1975年公投時67%主張留歐下降到此次的48.1%，反映的不僅僅是英國民眾對歐洲一體化熱情的消退，更是目前歐盟內部、各成員國內部民主赤字日益擴大，歐債危機、難民危機、疑歐和信任危機齊聚所帶來的各國「去一體化」思潮氾濫，要求收回主權的民粹主義高漲；為民粹主義和民主形式綁架的歐洲菁英和從歐盟到各國政治領導人對危機的無所作為、得過且過，使其日益喪失對公眾的影響力和可信度，在為民粹主義準備溫床的同時也造就了眼下盛行的反菁英和「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從而阻礙了一體化的進一步前行。
這種幾乎一半贊同一半反對的公投結果，造成英國社會的空前分裂，在此後英國與歐盟持續兩年多的脫歐談判中表現得尤其突出—英國全社會的無共識直接導致了「脫歐」進程的無限拖延、至今仍前路遙遙。圍繞著脫歐的主要談判議題如分手費、在英和在歐公民待遇、與愛爾蘭的邊界問題，爭議不斷，難有共識。保守黨內部留歐和硬脫歐派各持己見，壓力集中到可憐的梅姨（Theresa May，特蕾莎‧梅）身上。一方面是梅姨苦口婆心地遊說：目前與歐盟達成的方案已經是最優方案；另一方面是強硬脫歐派的不滿。筆者看來：在談判脫歐的相當長的時間裡，即使是保守黨內脫歐急先鋒伯里斯‧詹森也不願出來承擔這副擔子，出任這個吃力不討好的負重者位置，而非他們不能取梅姨而代之；反對黨工黨及其領袖科爾賓也是首鼠兩端，更多出於工黨和自身政治前途考量而扮演詰難者，而非建設性合作者的角色；而議會更多發揮的是剎車而非油門的作用，府院在脫歐主導權上的相左也阻礙了脫歐協定的簽署。凡此種種，均削弱了以梅姨為首的英國政府在談判中的權威，使脫歐談判的對手—歐盟—也處於一種無可奈何的境地：脫歐，英國方面「究竟誰說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