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Landscapes on ArticIes: Literators’Confucian Classics and Academics Development during Qing Dynasty

自序

 

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或視野來看待，乃至表述古人的學問，是這十多年來，沉澱在內心深處的大問題。在我看來，每一個學問人表述其學術見解的過程，其實也是追求其心中之「道」的過程。今人如此，古人又何嘗不如是。換言之，相對於將注意力放在學術形態上抑彼助此的校論是非，關注知識人的精神史，應是屬於更深層次的理解活動。不論受關注者是今日學術格局之下，我們所謂的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抑或是經學家。更何況，古人的學術格局，並不為今人的學術門類所局限。換言之，古人呈現其追求心中之「道」的過程，並不會局限在單一載體之上。那麼，我們追求古人的學問之「道」，探索他們的精神歷史，當然也不能因為我們擅長於某一學術類型，而做出在文獻與視野上的自我設限。基於這樣的認識，個人始終堅持，突破自身受學之際所帶來的眼界之局限，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最難突破也是最需突破的障礙。這一對學術偏見自我揚棄的過程，也是開拓學術視野與建立自身學術之「道」的過程。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興起的後現代主義，對傳統史學研究中的「真實性」與「客觀性」，提出強烈質疑。這種認為歷史學家的工作與文學創造之間，在本質上並無不同的看法，值得我們認真對待。因為，這一後現代主義思潮對歷史學的衝擊與批判，有助於想要理解歷史真相的我們，得更加認真的思考，如何才能不使我們對歷史的探索，被嘲諷為文學創造。許多人提出了歷史語境理論這一對治之法，個人的研究受惠於此一方法論，亦復不少。原因很簡單，此一以歷時性的敘事結構編排材料，同時又提出理解某種共時性關係之可能的方法論，是專業史學普遍採用的解釋模式。但是，立足於探索歷史真相的大前提之下，更多的是研究者別出心裁的細密操作。我們可以將陳寅恪先生對論述中國古代哲學史的期待，作為我們論述傳統學術的一面鏡子。亦即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陳先生指出，必須具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像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物件，始可以真了解。這種立基於強烈歷史感的移情體驗，如果不只是把它當成某種崇高而理想的境界，而是視為可以達到追求歷史真相的手段。那麼，在我看來，並非空中閣樓，遙不可及，而是可以實際操作的方法。要強調的是，此處所謂的方法，並非方法論層次上的各種主義，也不是將文本框入某種歷史背景、政治隱喻或社會關懷等套路式的分析模式，而是對文本的自然親近。亦即透過互文式閱讀的細細品味，在各類文本的交互引發中，來建構脈絡化的認知，從而體悟乃至進入時代的歷史語境之中。就如同繪製地圖一般，加上等高線比例尺經緯度的現代地圖，當然比簡單標示出山水道路關隘橋樑這等古地圖來得精確少偏差。同樣的道理，對文獻的掌握愈加全面、解讀愈細緻到位，我們對歷史發展過程的理解，才能愈加完整而深入。換言之，在充當歷史的「裁判官」之前，我們得先善盡歷史的「陳述者」之責。

 

個人在此提出的這一類似新批評的所謂方法，看似卑之無甚高論，卻是在許多著作中看不到的。在此要強調的是，我無意去批評任何人。但是，至少就自己研究的相關課題而言，時至今日，我看到更多的是自以為掌握真理的學閥行徑與散發出的知識傲慢。看到的是抓住某些觀念、說法，乃至前人基於理念（或是個人好惡）的學術判斷，然後下筆跟風，完成一篇又一篇的論文。而不是帶著理性與同情，透過對各類文本完整而細緻的閱讀，乃至打通詩文、經說、史論或是文學、哲學、經學等各類文體或是各類學術論著之間的學門區隔，以求得相對而言較為客觀的體會與理解。換言之，許多著作都陷入了文獻與視野的雙重困境而不自知。既無法為自身的學術道途披荊斬棘，反倒是類似的敘述模式與評價觀點，不斷地在新舊學者圈中複製。

 

個人從不否認在著作中寓有自身的特殊情懷。只要讀過筆者從碩、博士論文以來的著作，大概都能夠輕易地掌握到這一點。這種情懷說穿了，就是對於前輩學者以大願力傳承學術乃至文化的崇敬之心。至於這種情懷的形成，其實也很簡單，或者說很直接。就是跳脫先行者評斷的視野，從對文本完整而仔細的閱讀當中，去領會前人著作之意。換言之，只要認真閱讀，細細品味，前賢在著作中想要表達什麼樣的立場與見解，是我們在文本閱讀的過程中，很容易掌握到的重點。但問題是，有太多前輩學者的著作，被某些先行者帶有自身理念的價值判斷所遮蔽，造成的後果是，我們既無法對前人的學術用心，有充分的認識。同時，我們對過往時段的學術史實，無法進行兼聽則明的理解與判斷。

 

更多的情況是，許多人不自覺地陷入某種思想史的敘事模式裏，將學術大勢嵌入其血脈之中，把注意力放在當時所謂的第一流學者身上。但是我們應當理解，許多映入眼簾的學者，其實是學術界造星運動的產物。就好像演電影寫小說一樣，沒了主角就失去靈魂。然而歷史畢竟是複調的多部合聲，所謂的主流、所謂的學術大勢，某種角度來看，是不是我們自身的學術惰性所造成？畢竟，塑造了主角，掌握了劇情的走向，將複雜的面向簡單化，如此主線明確的歷史走向，在理解上，可以少費後人多少的心思？但是，這種掩耳盜鈴式的認識心態，不是學術進步的健康之道。至少，在個人的研究生涯中，一直避免跟著大潮走，然後人云亦云。勉強為自己的研究形態，用寫小說的模式做點不是那麼恰當的比喻，那就是相較於從主角的視野看世界，我個人則是喜歡番外篇，也就是從某個特定人物或配角身上，觀察這個世界。

 

這本部頭龐大，被出版社編輯嘆為觀止的「小書」，是筆者十年來對清代中葉以降學術觀察之所得。從文稿粗具到全書得以付梓，這過程中要感謝許多人的幫助。謝謝瑞文、柏霖兩位賢棣，任勞任怨查核文獻之外，常犧牲假日陪我親近臺北郊山，為的是怕我獨攀危險。同時，也要感謝文哲所與臺大出版中心同仁，尤其是紀淑玲小姐在編輯上專業而細緻的把關，讓這部著作能以如此完美的形式面見世人，我的心中滿是感動與感激之情。當然，最需要感謝的，是內子秦云璐女士，每每從她不吝讚美的眼神中，燃燒起對學術以傳世的渴望，讓我得以在高低起伏的人生旅途上，長保清明之心，堅定走出自己的道路。十年一磨劍，我已厭倦了在學術界的東奔西走送往迎來，愛上了在青山之顛俯視蒼茫四野的壯懷與感動。所以，如同方才一再強調的，這本書沒有嵌入什麼特殊的研究方法。就像親近大自然一樣，有的只是自然而然徜徉文本之後，力求以文從字順之勢，儘量貼合歷史語境的視角，將自身的理解與所思所感，展現在世人面前。其中或有對學術藍圖的設想與實際操作之間的不合拍之處，此則有待他日之精進。至於書中所論之或是或非，就有待於讀者的細細品味了。是為序。

 

鄧序

 

鄧國光（澳門大學中文系教授）

 

長林性情真摯，謙虛有禮，至於治學無所苟，出言必有據，此所謂文質彬彬。余序長林書，先須明其為真君子，方始為真道學。經義文章，皆道學也。道學者，成德也，通乎大道而成聖也，豈徒相爭於口舌也？其義大矣、重矣！故君子之於學，無所苟而已。長林之書，豈苟作者哉！

 

夫自紀昀《四庫提要．經部總序》行世伊始，虛文標榜，斤斤漢、宋，而唯解字為許。因官書之提倡，臣庶難免附和影從。嘉慶、道光以來，傾倒歪曲，變本加厲，形諸《皇清經解》、《續皇清經解》之籑，偏枯自畫。自此，天下不歸楊則歸墨，流毒至於今日，褒貶任心，海罵先賢，莫不彼此。甚者刻意畛域義理、考據、辭章，逞才揚鑣，雖云各造其極；然魯莽割裂，更甚已裂之道術，至是學統崩解，人心趨下，萎縮難振。嗚呼！長林之為學，師承大雅，篤實知本，豈苟為逐末者哉！

 

長林之為是書也，非徒反思二百年來「經學研究」領域動輒以漢、宋相譏自畫，復反省「思想史」領域人云亦云之弊，更超越義理、考據、辭章畛域，此其知本者也，非自畫以徇俗者也。其學之端莊，乃在煥發孔門「文章」重旨，知是一代文心與理想之所寄，道術存乎其中，故不囿工具性質之「目錄」畛域，一以「文章」觀念，診斷嘉慶以來之「經學研究」困局，此非極巨大之學術勇氣與深邃智慧不能至，而其猶如醫者望聞問切之客觀冷靜與全幅關懷，更不能至。此在全書八專題之層層深究，足見用心所在，學術端莊之徵有在焉。長林之成《文章自可觀風色：文人說經與清代學術》，殺青既迄，徵序於余，以其君子儒雅，故樂道其用心於是世，並抉示《四庫》官書之為病原，以待長林來日之跨躍焉。

 

然更有進者。余與長林締交千禧年後，垂十七載矣！初，其隨與林慶彰教授、蔣秋華博士，赴參北京清華大學舉辦首屆以「經學」為主題之「清代經學與文化國際研討會」，其時長林初入學壇，以優秀表現受聘於中研院文哲所，攻治《春秋》學，已經表現儒雅有度。及後十餘年來，於思想史研究方法上不斷奮力耕耘，層層蛻變，一洗凡庸，今日終能挺立學林，日新不已。自強不息，長林見之矣！「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此「經學」之所以為生命之學，寧有止境乎？

吳序

 

吳仰湘（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教授）

 

兩個月前，長林兄發來微信，要我為他的新書《文章自可觀風色：文人說經與清代學術》寫序，並傳來全部書稿。我一看就嚇一跳，太突然啦！六年前，長林兄作皮鹿門《經學通論》研究，計劃出版專書，跟我面約寫序；作為研究皮鹿門的同道，我樂有機會互相琢切，所以應承下來，從此一直做心理準備。現在長林兄要我給他的新書寫序，我既沒心理準備，也無學術積累，為此忐忑了一陣子。好在這本新書中多數篇章在單獨發表前，長林兄都讓我先睹為快，每次見面又聽他津津述其學思，因此對他十餘年間的讀書興致與治學意趣，不算陌生，甚至偶有會心，姑且綴以數語，略表慶賀。

 

我在二十年前接觸鹿門經學之始，就為如何在清代今文經學史上給他定位而苦惱。當時學界盛行的近代今文學史，實是常州公羊一派的傳承譜系，其中從莊存與到劉逢祿、宋翔鳳再到龔自珍、魏源、戴望，從王闓運到廖平，從康有為到梁啟超，都有師承關係，可用實線連接；而從魏源、戴望到王闓運、皮錫瑞，從陳壽祺、陳喬樅到廖平，從廖平到康有為，卻用虛線標示，這種傳承頗滋疑惑。我為此盡力查閱海外研究清代今文經學的成果，長林兄關於崔適和常州莊氏學術的兩篇學位論文，自然列入我渴求一讀的書目單內。機緣湊合，經林慶彰先生鼎力相助，2003年我到中國文哲研究所作了兩月訪問，大有所獲，捆載而歸。當時長林兄不僅送我剛出版的《論崔適與晚清今文學》，還以《常州莊氏學術新論》文稿相贈，讓我大快朵頤。從此我和長林兄屢有良晤，別後又以文互質，如是論學為樂，彼此不疲。

 

這兩個月來，我一邊讀長林兄的新書稿，一邊翻他的舊作品，啟悟與感想聯翩而至。長林兄從攻讀碩士以來，即有志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研究，承繼前賢，上下求索。從他的研究經歷看，可謂步步為營，拾級而上：從崔適的今文學入手，溯其源而進入常州莊氏家族學術的研究，尤其是對莊存與之學作重新考察，對莊述祖之學作全新研究，得以對眾口一詞的常州公羊學正本清源；由此新境出發，又對常州學派作縱深研究，出版《從文士到經生―考據學風潮下的常州學派》，不僅跳出盛行百年的清代今文學史論述框架，還通過細緻觀察科舉制度下文章之士對待新興漢學風潮的複雜態度，更為清晰地認識到文人經說在清代中後期學術文化發展中的表現與意義。這本《文章自可觀風色》，就是專門研究乾嘉以降的「文人說經」之業及其學術文化意義。書中重點探討者為唐煥、姚鼐、王芑孫、唐仲冕、桂文燦、李慈銘、譚獻等寥寥數家，但實際關照的是長期被清代學術史、經學史研究者遺忘乃至有意擯斥的學人群，他們處於不同的學術背景，秉持不同的學術理念，主要採取以文章說經、代聖人立言的方式，來闡述經典的古老意蘊與現實價值，藉此研究來探察清中葉以來學術文化演進的立體生態與複雜面向。這次翻讀長林兄各種舊著，發現他在博士論文中，已指出莊存與學術的本質乃植根於科舉制度的博雅文人之學，並由此觸及文人經說問題，繼以科舉文人作為考察整個常州學派的新路徑，提出常州諸子從文士到經生的轉變，突破原有今文學視野的局限，初步構建出自己的論述模式。可見，長林兄對清學史的研究，是從一個人追溯到一個家族，再擴大至一個學派，進而聚焦於整個時代，文人經說則是貫串始終的核心問題。因此這本新書可謂一以貫之，水到渠成。自章學誠揭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後來的學術史研究者無不循此法門，長林兄經長年探索，殆已吸其神髓，故能深造有得。

 

清代學術史研究早已碩果累累，不過從整體上看，無論視野、方法或者取材、立論，一直沒有超出漢宋、今古、中西這三種學術分立互爭、此衰彼盛的思維模式和論述框架。其實前輩學者以各種典範性著作描繪的清學史圖景，經過多種篩選、層層過濾之後，儼然完備的學術地圖，看似齊整的學派譜系，一方面固然彰顯出近三百年的學術主體與思想潮流，另一方面卻遺漏了眾多非精英學人，割棄了各種非主流學術，而這些非精英學者、非主流學術，可能反倒是不同時期的學術群體與思想伏流。依長林兄所論，清代中葉以來的經生與文士在現有學術史、經學史上的分布，正同這種精英與非精英、主流與伏流的格局相對應，因而無法呈現乾嘉以來學術文化發展的實相與內情。有鑑於此，長林兄提出文人經說在考察乾嘉以來學術演進中的重要性，並從兩個方向實現突破：一是通過改換視野，發現文人說經的志業及其實績在理解清代中後期學術中的重要意義，好比在山頂築起一層高臺，讓後來的研究者可以登高望遠，全面把握清代學術的豐富面向。二是從文獻的發掘來拓寬、深化研究，注重蒐集和歸納各家經說、詩文、書札、闈墨、日記中散見的經學觀念及其論說特色，通過解讀這些俯拾即是的常見文獻，恰能揭出文人說經在當時社會的常態與實相，可謂「入山採銅，自鑄新錢」。

 

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發展到清代，已經臻於頂峰。因此研究清代學術文化史，正如一場規模空前的登山運動，無數學者奮勇攀登，「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長林兄近年來酷好登山，經常通過微信傳送一些縋深鑿幽、飽覽眾山的照片，令人神往。我也藉此希望他在研究清學史這一場登山運動中，繼續縋深鑿幽，攝下風景這邊獨好的照片，不斷分享給學界同道。

伍、學問何分漢宋──唐仲冕的經術文章（摘錄）

 

一、前言

 

唐仲冕，字六幕，晚字六枳，號陶山，湖南善化（長沙）人。作為一個對泰山歷史沿革有深厚研究，在當時史林享有盛譽的學者，唐仲冕與許多他的同輩學人一樣，在清代中葉學壇所留下的聲光身影，到了兩個半世紀後的今天，已經模糊黯淡，乏人聞問了。不難想像，造成這樣的結果，往往與後代學者過度依賴前輩「篩選」後的學術史論述作為對前代學術的認識前提，導致對前人如何表現「學問」的認知產生偏差，有密切的關聯。所以，如果我們不僅止是藉由經過「篩選」後的乾、嘉論述，而是通過對乾、嘉文人著作的廣泛閱讀，來理解當時的學壇風貌，直觀地體認他們對所謂「學問」的看法，當能看出，不論贊成或反對，諸如唐仲冕、王芑孫、吳錫麒、秦瀛、法式善、石韞玉、張問陶、伊秉綬、陳用光、程恩澤、何紹基以及眾多被「篩選」掉的文章之士，也是共譜乾、嘉乃至嘉、道學壇之聲的重要音符，在眾人的文集中，留下了豐富的線索供後人採擇。所以，我們不但需要適度地把眼光或標準放寬，還要對自己想要理解的清代中葉學壇風貌，有一番出於自身，而不僅是來自於別人描述的想像。這兩項原則其實是一體的兩面，也唯有在放寬對清代中葉學壇風貌的想像之後，才能建構屬於自己對乾、嘉乃至嘉、道學術的論述風格。

 

例如，本章論述的主角唐仲冕，就是一個觀察乾、嘉學壇風貌的絕佳範本。出身湖湘，幼年隨父唐煥仕宦山東平陰，以母喪結廬陶山（今山東肥城），因自號陶山居士。乾隆四十六年（1781），未及而立的唐仲冕即應邀赴泰安主持泰山書院，教童子以科舉之業。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十歲成進士之前，除了作育英才之外，他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修輯《岱覽》之上。由於久居泰山腳下，唐仲冕對泰山的歷史、宗教、地理、名勝、掌故、傳說、文獻乃至各支山情況瞭如指掌，從而培養出扎實的文獻與考據功底，成為日後他預於漢學之流以及校論漢學的學識基礎。

 

成進士之後，唐仲冕周流地方，歷任荊溪、吳江知縣，後升任海州知州，又調任通州、蘇州知府。嘉慶初由候補道擢福建按察使，晉陝西布政使，最後官至署理陝西巡撫。任職期間，興利除害，修治古蹟，興學教化，禮待賢俊，可謂多有惠政。換言之，唐仲冕既是一位學識豐贍、富有教學經驗的科舉名師，也是一位擅於處理地方政務的學者型官僚，更是一位活躍於乾、嘉之際的積學之士。張舜徽在閱讀《陶山文錄》後，曾有如下評論：

 

是集為仲冕自定，每篇之尾，附載錢大昕、王昶、姚鼐、孫星衍、洪亮吉、段玉裁、法式善、秦瀛、伊秉綬、許桂林諸家評語。錢、王、姚年輩視仲冕為長，蓋嘗褰裳奉手；孫、洪、段、法、秦、伊諸家，乃等夷之人，情好較密；許則其門下士也。證之《陶山詩錄》二十四卷中酬答之作，知其與乾、嘉學者，交游殆遍，宜其聞見博洽，卓然有成。

 

張舜徽以「學者」來概括唐仲冕所廣泛交游的乾、嘉人物，拙見以為，這是表述當時學壇風貌的最佳用語。這些人物當中，有錢大昕、段玉裁這樣的漢學大家，有孫、洪這類身兼學者與文人的漢學支持者，有文章大家與宋學維護者姚鼐、伊秉綬，也有詩文名家王昶、法式善、秦瀛、王芑孫。當然，在道問學氛圍濃厚的乾、嘉時代，能顯名於其間者，必有過人的學問識見，只不過表現其學問識見的載體，或因文章，或資考據，因人而有所偏重而已。換言之，以「學者」的身分來理解像唐仲冕、王芑孫這類以詩、文表述自身學術識見的傳統文士，是重新建構乾、嘉學壇風貌的重要步驟。

 

蓋張氏稱許陶山說經乃「實事求是，自抒心得」。並援引錢大昕、段玉裁推許其所說《易》義、《周禮》義為窮極窈眇，考核精審，剖析精確，懸諸日月不刊。又推許陶山所為〈編詩說〉一篇，「合〈小序〉、《鄭譜》，仿《周易．序卦》、《說文．繫述》之例，融會全經，蟬聯珠貫，尤有裨於初學，又當時言《詩》者所未及也」。可謂於陶山經說，推崇備至。而後話鋒一轉說：

 

顧仲冕治經，仍主於闡明大義，與乾嘉經師所從事者不盡同。⋯⋯然則仲冕之治經，蓋欲自附於賢者識大之科，而不囿於訓詁名物之末。顧其致力之端，力宗古注，語必有據，無宋、元諸儒架空立論之習，故不為乾、嘉經師所屏。

 

張氏對陶山治經，蓋欲自附於賢者識大之科，而不囿於訓詁名物之末，與乾、嘉經師所從事者不盡同的論斷，可謂已掌握了陶山治學之大端，然而限於篇幅，尚留有待發之覆。蓋陶山之父唐煥以義理治經，以制義名學，陶山深受其父學術之影響，詩文集中留下大量唐煥教以制藝之記載；而陶山之子唐鑑以理學名於嘉、道、咸之間，其學承自父祖，祖孫三代皆以制藝文章闡發義理為學問之歸趨，與乾、嘉諸老輩究心名物度數自有區隔。例如在〈岱覽自敘〉中，唐仲冕對其父唐煥之學術大端，有如是之介紹：

 

先大父上舍棕舟公，尤長者，好學，屬先公石嶺府君於鄉賢李朗軒先生之門，窮研性理，敦實行。先公乃深求三代為學之要，格物致知，忠恕一貫之指歸，患漢、宋以來煩言碎辭，支離穿鑿，隨聲是非，其高明者以扞禦開悟，逃儒入墨，於是揭循禮體道，契性達天，切近漸積之功，於制義中，深發明之，以為時文者，士子束髮從事，先入為主，故其為文，精括軒豁，使讀之者可以通經，可以入道，每一義出，時論翕然，所著詩古文詞，必衷諸道。

 

蓋於制藝中闡釋三代為學之要，與夫格物致知，忠恕一貫之指歸，發明循禮體道，以契性達天，累切近漸積之功，從而避免漢、宋以來煩言碎辭，支離穿鑿，隨聲是非之陋習，這是唐煥三代治學家法。只是勢異時遷，祖孫三代所面臨的學術環境，亦各有不同。以陶山而論，自言《文集》所載「經說多出通籍以前」，則是在漢學既為學術主流又滲透於科舉場域的乾、嘉之際，力宗古注，語必有據，使文章無宋、元諸儒架空立論之習，又能得先儒義理之正。簡言之，即是將舉業文章與漢學古注做有機結合，藉古注以闡發性道之義蘊，是長期準備科舉考試，同時又擔任科舉塾師，並且在釋褐後歷任州縣，身兼官師而不斷參與地方教育規劃的唐仲冕，所一再面對的現實課題。

 

另外，為了準備舉業而不間斷的文章訓練，也讓他自然而然地以文章表現學問，乃至以官僚之身議論政事而能融經術於文章之中。蔣業晉稱許陶山「愛民本學道，吏治經術飾」，可謂深得陶山學問之實。所以，藉文章以闡發義理，乃是他治學的第一義，與同時代依詩文名世的文人之學問觀並無不同。只不過由於他能很好地運用考據爬梳之功，因而得到了漢學家的認同。尤其，他對待學問的方式，與純粹於學問者之間，頗有差異。這一點，從唐氏所留下的相關文字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說明。例如他對舉業文章的重視，這一點就與大部分的漢學家絕不相同。另外，他善於借用文章以整合漢、宋之學，張舜徽對陶山經說「實事求是，自抒心得」的推許，理應從這個層面來考慮。至於他將經學知識施於政事的獨到見解，或對當代學術的觀察與反思，都不見得是出於純知識的探討，而是有其實用性的目的在內。

 

換言之，雖然同為文人或文章之士，但務實的唐仲冕與他的同齡好友王芑孫之痛批漢學頗為不同。亦即漢學或宋學對唐仲冕而言，更多的是對學問如何運用的問題，而不見得是學術立場歸屬的問題。也因為多從實用性的角度對待學問，所以他對依以出身的宋學，既顯示出深厚的根柢，亦有理性的駁斥；對於風行一時的漢學，既能嫻熟運用，亦有微詞譏諷。更重要的是，身在乾、嘉之際，作為一個既是參與者也是觀察者的文章之士，即使沒有刻意表現自身的學術主張，然從其文字之中，既可以見到對當時學術風氣的豐富記載，也可以看到至少有一部分的文章之士，能將兩種不同的學術方法與價值觀，自然地融合在文章中的現象。此種現象，雖不足以當學術風氣之變化，然或可以視為具有官僚或準官僚身分的文章之士對學問的普遍立場。亦即文章才是他們重視的主體，而不論是何種學術體系（漢學、宋學），在實用性的前提之下，皆可將其主張化用於文章之中。其中差別，僅在於對所化用學術體系的輕重主次而已。

 

二、以文章為學問之載體

 

如前所言，我們必須先以「學者」的身分看待這些傳統文士，了解這些傳統文士對學問的認識，以及如何表現學問，才能夠進一步討論他們學問的內涵。基本上，這類傳統文士是以「文章」表現他們的學問。與唐、宋以降的前輩並未有太大的差異，清代中葉這些傳統文士仍是以詩文為其「文章」表現之形式，如陶山所謂「文兼詩筆言」者。文士既是以「文章」為其學問之載體，亦是以「文章」表現學術識見。所以，古近體詩、辭賦、長短句之外，駢文、散文或時文、古文等各類「文章」體裁，已成為眾多清代文士詩文集中的共相，與考據家劄記式的讀書筆記，頗有殊致。換言之，以詩文為表達「學問」的手段，是注重「文章」的文士們優而為之也是普遍認可的方式。至於他們對「學問」的看法，或者「學問」所涉及的面向，則因個人的義理價值與學術氛圍而有異同。但有一個共通點，即表現「學問」之「文章」，普遍會有標榜通於「經術」，或是以「經術」為根柢的現象。

 

陶山既以「文章」為學問之載體，則一如詞家之尊詞體，尊其所熟悉的文章體裁，亦事勢之必然。而時文乃其表現學問識見慣用之載體，何能不尊？平心而論，八股時文自有其價值，明、清也有不少文人看重自己時代的八股文。明代如茅大芳、李贄、艾南英、王思任、焦袁熹與公安三袁之輩，清代如方苞、姚鼐、焦循、王芑孫、陳用光、李兆洛、龍啟瑞等，無不尊崇時文之體，如姚鼐即以為經義「可以為文章之至高」。當然，陶山也從不諱言其學問來自制藝時文之教，更自謙所為古文乃「散體時文」，而「其志乃欲以經義〔即八股時文〕為著書之事」。所以，對於時文的地位，陶山給予極高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