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楚簡文字的書法史意義
一、 前言
本文所謂「楚簡文字」,主要指戰國時代,特別是戰國中期以下的楚國簡牘所見的古文字。
半個世紀以來,楚國簡牘出土甚夥,據不完全的統計,至少有三十批之多;簡數不下六千枚,字數超過五萬字;性質涵蓋公文檔案、卜筮禱祠記錄、遣策與先秦古籍文獻等;其數量之龐大,內容之豐富多樣,在出土的先秦古文字資料中堪稱後來居上。尤其1988年1月發掘的包山二號楚墓竹簡與1993 年冬出土的郭店一號楚墓竹簡,前者包括戶籍檔案、司法訴訟文書、卜筮禱祠紀錄、遣策等,文字為當時簡牘通用的字體;後者包括〈緇衣〉、〈五行〉、〈老子〉、〈太一生水〉等先秦儒、道兩家傳世的典籍與佚書共十六種十八篇,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般通行字體之外,其中更出現了類似「孔子壁中書」的字體,即兩漢相傳戰國時代儒家抄寫經傳所使用的「古文」,可以與許慎《說文解字.敘》所載「亡新六書」以及《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所收的「古文」相對照。在汲塚竹書出土一千七百多年之後,我們有幸得以親眼目睹這些珍貴的先秦簡牘,真可謂眼福不淺。本文擬以這兩批材料為主,探討楚簡文字在先秦書法史的意義。首先歸納先秦墨筆書跡的特徵,指出秦漢以來隸書與草書的產生,主要歸因於毛筆本身的特性使然,是用筆草率、筆鋒發露的產物,自有書契以來即與典雅莊重、筆鋒內斂的字體同時並存的。兩漢書家對於隸書與草書的貢獻,與其說是用筆技法的創新,毋寧更在書法美學理論的建立與用筆技法的規範化。其次,根據《包山楚簡》一書,列舉包山二號楚墓竹簡所見具有篆書、隸書特徵的文字,將《郭店楚墓竹簡》一書所見字體分為四類,探討戰國時代各國文字的異同,以及儒家用以抄寫經典的字體之特色。
二、 先秦毛筆的使用與墨筆書跡的特徵
中國書法所以能夠發展成為一門獨特的藝術,毛筆實為主要的原因。我在十五年前所寫的一本小書中曾經指出:
毛筆以動物的毫毛加工製成,具有適當的彈性,可以吸附適量的水分,隨書寫者的需要畫出或長或短、或粗或細、或乾或濕、或方或圓、或斷或續……等等千變萬化的線條,甚至可以將書寫者極微妙的手指神經末梢的顫動記錄下來。
由此可見,毛筆的特性對於文字與書法的應用及其所呈現的風格實具有關鍵的作用。
遠在殷商時代,使用毛筆的技法已經成熟,書法美學的意識也已萌芽,這點由殷墟出土的甲骨、石器、陶器等所見朱書或墨書筆跡可見一斑。例如白陶殘片墨書「祀」字,筆觸流暢,起止處鋒芒畢露,尤其最末一筆陡直的方折可見一斑。而殷墟甲骨卜辭與青銅器銘文的結構疏密合宜,筆劃長短、肥瘦各具情態,行款錯落有致也是有力的旁證。唯上古墨筆書跡保存不易,常見的出土文字資料以甲骨文與殷商青銅器銘文為主,前者多用鋒利的刀刃直接契刻於龜甲獸骨之上,其筆劃的起止使轉與毛筆迥然異趣;後者必須先寫後刻,然後才能範鑄,而經過繁複的加工之後,原來毛筆的筆觸鋒芒不免失真。尤其早期的青銅器銘文往往兼具文字記錄、祭祀禮儀與美術裝飾等多重作用,其點畫之間精益求精,早已超越了日用通行文字的範疇,與一般的墨筆書跡當然不能等量齊觀。
目前所見大宗的先秦時代日用通行文字的墨筆書跡,首推三晉的石器文字。1965年,山西侯馬市的東周時代晉國都城新田遺址出土為數大約五千件書寫盟誓之辭的圭形石片,絕大部分是朱書,少數墨書,這就是著名的侯馬盟書,年代屬春秋晚期。1979年3月,河南溫縣又有墨書文字的溫縣盟書出土,數量多達萬餘片,內容與侯馬盟書有關,字體也頗相似。考古工作根據盟辭「十五年十二月乙未朔辛酉」字樣,推斷為公元前497年1月16日。
這兩批朱筆或墨筆所寫的盟書在書法史上的意義,已有學者加以討論,例如常耀華〈開隸變端緒的東周盟書〉一文指出,盟書具有「引起書體革命的外在形式」,具體表現於「筆劃特徵的改變」:
筆劃特徵的改變,意味著原來固有的「篆引」古文字結構體系的鬆動。我們知道,甲骨文的筆劃主要特徵是細硬平直,起收筆出鋒,豎畫多長引。金文筆劃多用曲筆,起收筆藏鋒,筆劃肥瘦相當,粗細停勻。盟書在筆劃上對甲、金文字大膽改造,書寫出前所未有的藏頭露尾,有輕有重,有肥有瘦的新型筆劃。它不再不緊不慢地篆引拖長,而是起筆之後信手帶出,筆鋒尖銳,大有戳穿一切之勢。筆劃雖短,但銳氣逼人。其橫畫大多寫成「一」,還有不少橫畫出現了波折現象。不過,這種波折與後來隸書一波三折「蠶頭雁尾」的波挑還不相同。它只有波,還沒有挑。或波後順勢斜出,或波後向起筆方向回頭,類似草書「禿寶蓋」的寫法,即「 」,從這些筆劃裡,我們可以看出期間隸變蛻化的跡象。
上引文對於盟書的筆劃特徵的描述大體正確,但所謂「盟書在筆劃上對甲、金文字大膽改造,書寫出前所未有的筆劃」云云,則頗有商榷的餘地。上文已經指出,甲、金文的性質及其書寫工具有別於一般日用的通行文字,因而其筆劃特徵與書法風格不宜與一般通行文字等量齊觀。換句話說,假若同樣以殷墟白陶殘片墨書「祀」字的毛筆為工具,抄寫大量的、內容雷同的公文檔案,則所謂「藏頭露尾,有輕有重,有肥有瘦的新型筆劃」想必觸目皆是。這是因為只要寫字的速度快,起筆處不藏鋒,必然造成類似「釘頭」的筆劃;收筆不藏鋒,也必出現銳利的「鼠尾」,而若筆勢頓挫,則容易形成肥厚的收筆,整體看來與兩漢的隸書就頗為接近了。這裡沒有什麼主觀的「大膽改造」,有的只是書寫者為求快速而容許用筆草率,因用筆草率而留下了大量不加修飾的筆劃,如實地將下筆的方向、用力的輕重、速度的快慢一一記錄了下來,而這也正是隸書與章草的來歷,是快捷的要求產生了草率的用筆,草率的用筆發揮了毛筆的特性,從而才造就出隸書與章草這兩種字體的。
三、 包山楚簡的篆書與隸書
包山楚簡的篆書,見於第一簡「集箸」、第一四簡「集箸言」、第三三簡反「受期」、第八四簡反「疏獄」、第四四零之一簡「□等」。以上簡文的結體稍長,筆劃均勻圓潤,正合於一般篆書的標準。值得注意的是,若干簡文的筆劃不以傳統篆書「橫平豎直」的標準為尚,反而略呈曲線,橫畫的右端往往轉而下引,或上下二橫畫彼此俯仰呼應。例如第一簡的「箸」字、第一四簡的「箸言」二字、第三三簡反的「期」字、第八四簡反的「獄」字、第四四零之一簡「等」字皆是。整體的感覺是嚴整之中不失活潑,這正是楚國文字的特色,戰國中期以下的青銅器銘文中亦不乏其例。再則各簡只抄寫標題,不過寥寥二、三字,長篇的公文則改用一般通行的字體,也就是廣義的「隸書」。這反映出由於社會不斷的發展,文字的應用日益普遍,篆書筆劃勻圓,美則美矣,然書寫速度遲緩,無法適應時代的要求,因而逐漸退出日用通行字的舞台,轉而出現在典雅莊重的場合。《說文解字.敘》說:
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其實不必等到秦始皇統一六國,由楚簡看來,篆書退出日用文字的舞台早已是戰國中期以來明顯的趨勢了。兩漢時代,小篆往往用以書寫碑額;隋唐以下,小篆多見於墓誌蓋,凡此種種都可以說是先秦時代文字與書法這一趨勢的延續。
篆、隸之別起於用筆的工整或草率,包山楚簡表現得十分清楚。即以第一簡至第一一簡為例,各簡所載皆屬楚王之命或王太子之言,以及官員承命辦事的記錄。其內容雖屬公文檔案,但因記錄王言,用筆就顯得格外工整,筆劃一般都比較均勻,整體的感覺近似篆書;各字的間距也比較大,每簡所抄一般不超過三十字,而公文檔案則多達七、八十字,用筆也明顯草率,一字之內,前後筆劃相勾連。這是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也正是草書誕生的契機。
倘若以用筆的工整與否來檢閱簡文、區別字體,可以發現包山楚簡有明顯的篆、隸混同的趨勢。這是因為戰國中期以來,篆書受到寫字要求快捷的挑戰,從下筆起止不露痕跡,筆劃均勻圓潤,轉而頓捺、波挑,以筆鋒發露為美;其極致就是兩漢的隸書與草書。包山楚簡處於隸、草萌芽階段,筆法多樣固然反映時代的趨勢,但也不能排除書寫者個人的才性與癖好。例如第一五簡、第一六簡、第一七簡,同記一事,而用筆藏鋒,筆劃渾厚勻圓,極富篆書意味,顯然是同一人的手筆。又如第一八簡的上段,自「蔡遺」至「出之」,筆劃雖較細,但篆書意味十足;同簡下段「中舍」至「義得」則筆鋒發露,用筆輕重抑揚,顯然出自另外一人之手。
包山楚簡中,用筆輕重、起止分明,具有隸書意味者幾乎觸目即是,如第六二簡、第七零簡、第八四簡、第一一九簡反、第一四零簡、第一四零簡反、第一四一簡、第一四二簡、第一四三簡、第一四四簡、第一五四簡、第一五八簡、第一五九簡、第一九八簡、第二零零簡、第二零一簡、第二零二簡、第二零三簡、第二零四簡、第二零九簡、第二一零簡、第二一一簡、第二一二簡、第二一三簡、第二一四簡、第二一六簡、第二一七簡、第二一八簡、第二一九簡、第二二零簡、第二二九簡、第二三零簡、第二三一簡、第二四零簡、第二四一簡、第二四二簡等。這些簡文有些確是出於用筆草率,但也有若干已由草率快捷進而形成流暢的筆劃與舒朗俊挺的風格,例如第一四一簡至第一四四簡同記一事,其中第一四一簡與第一四三簡篆、隸筆法並見,明顯看出是草率寫篆的結果。第一四二簡與第一四四簡則以隸書筆法為主,波挑自然,風格統一;尤其第一四四簡,下筆輕重得宜,頓挫有致,各字的間距與整簡的行款安排妥適,已經完全掙脫傳統篆書美感的束縛,為新字體與新的書法美學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