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rary Men and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s in Tang China (Revised Edition)

Jo-shui Chen

  • PublishedJanuary, 2016
  • Binding平裝 / 21*14.8 / 528pages / 單色(黑) / 中文
  • Publisher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SeriesHumanities Research Series 9
  • ISBN978-986-350-129-9
  • GPN1010500008
  • Price NT$500
  • ebook
    KOBO / Readmoo / TAAZE / 博客來 /
  • Paper Books San Min Books / wunan / books.com.tw / National Books / iRead / eslite / TAAZE /

中晚唐思想變化是本書作者三十年來最主要的研究課題。
本書涵蓋中唐儒家復興的各主要論題,並展現其來由與發展過程,
正是作者學術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中國思想在唐宋之際發生了深刻──可說是劃時代──的變化。本書從多個角度考察唐代思想的演進以及此一巨變的形成,希望重建一個動態、立體的歷史過程。

本書探討唐宋之際思想巨變的起點:安史亂後的儒家復興,尤其著重文人與儒家復興的關係;全書分為「總說」和「分論」兩部分。「總說」一篇為針對中唐思想變化起源與性質的大規模、長時期、結構性論述。「分論」九篇則是相關具體問題的探討,內容涉及中古心靈的基調,六、七世紀(南北朝末期至唐初)的思想狀態,安史亂後的文人心態,中晚唐古文運動與儒家復興,中晚唐文人與經學,以及唐代思想變化的社會文化背景。

本書運用了現代歷史學的各種研究取向,包括:個人思想分析、觀念史、個人與集體心態考察、思想的社會史、知識社群研究等取徑;論述內容涵蓋佛教、道教、儒家學說、文學思想、思想的社會關聯,是隋代至唐末五代思想史點與面兼顧的探索和解釋。

 

Literary Men and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s in Tang China, by Jo-shui Che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s a major study of intellectual change in China from the eighth to the eleventh century. The subject of this book pertains to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which is widely view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historical changes in

China before the coming of Western power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On the intellectual side, one major outcome of this all-important transformation wa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ype of Confucianism that evolved into the cultural orthodox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his new approach to Confucianism fundamentally altered the previous intellectual order, which had been much more diverse in structure and had included key roles for both Buddhism and Taoism (mainly in the form of the Taoist religion).

In the book, Professor Chen focuses on the earlier phases of these intellectual changes, roughly, from the middle of the eighth century to the late ninth century, corresponding to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s of the Tang Dynasty (609-907). He finds that two main strains of thought existed in the mid- and late-Tang Confucian revival. One rejuvenated the traditional form of Confucianism, emphasizing its function in establishing a sound political order. The other carried a strong anti-Buddhist sentiment and posited that Confucianism should be the guiding principle governing the human world as a whole, including spiritual matters and the cosm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human existence. The former represents mainstream thought at the time, while the latter was the primary source of innovation. Professor Chen also finds that the pivotal force generating the intellectual changes in question might not have been ideas in the Confucian revival per se; rather, change was driven by the fact that many literary writers began to promote the Confucian cause after the mid-Tang era. Literary writing was the most prestigious activity in Tang elite culture, and literary writers enjoyed unrivaled status among the literati. As such, the change in focus of the literary community had an enormous intellectual impact. Professor Chen also analyzes the ideas of mid-Tang intellectual leaders in contrast to the generally held beliefs in the earlier periods of medieval China, thus illuminating both early-Tang intellectual outlooks and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the Confucian revival as an intellectual trend. Professor Chen’s book is distinctive in its approach, addressing multiple subjects related to the phenomenon of the midand late-Tang Confucian revival from diverse perspectives. The book is thus interdisciplinary in character. It extensively explores literary and religious trends and pays detailed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origins of ideas. Based on these diverse studies, Professor Chen offers a systematic explanation for a great and complex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The book not only elucidates phenomena and developments that have previously failed to receive adequate scholarly attention but also shows the dynamics—or at least some of the important drivers—of this historical change. In addition to achieving a new and expanded understanding of a critical historical shift, the book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inquiry into the foggy intellectual conditions of the tenth and early eleventh centuries.

(Resource: LANDSCAPE January 2017)

陳弱水

1956年生於臺灣屏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日本東京大學,並長期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聘研究員,並兼任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專長為中國中古史、中國思想史、比較思想史。著有Liu Tsung-yü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中國文化史》(合著)、《公共意識與中國文化》、《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以及論文數十篇。

Professor Jo-shui Ch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增訂本序
自序

【總說】
中古傳統的變異與裂解─論中唐思想變化的兩條線索

【分論】
墓誌中所見的唐代前期思想
排佛論說與六、七世紀中國的思想狀態
隋代唐初道性思想的特色與歷史意義
思想史中的杜甫
論中唐古文運動的一個社會文化背景
柳宗元與中唐儒家復興
〈復性書〉思想淵源再探――漢唐心性觀念史之一章
中晚唐文人與經學
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階層興起的幾點觀察

人名索引

增訂本序(摘錄)
陳弱水(本書作者)
 
這本書是二○○九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版《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的增訂本。在本書行將定稿之際,茲簡要說明出版本書的想法與增訂情況。
 
唐代思想──特別是中晚唐思想變化──是我最主要的研究課題。這項研究從博士班時期開始,到現在已經有三十年了。廣西師範大學版《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是我在這個工作上的最重要結集。關於這本書,我想做的是一個既能包含中唐儒家復興的各主要方面,又能展現其來由與發展過程的研究,但二○○九年該書出版時,我並沒有完全達成原有的構想。這本書是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之邀,和《隱蔽的光景:唐代家庭生活與婦女文化》(原名:《唐代家庭生活與婦女文化》,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6)一起出版的。受邀之時,論唐代思想史的書並未完稿,除了總說長文〈中古傳統的變異與裂解―論中唐思想變化的兩條線索〉在撰寫中,還有一篇論文待作。但是我想,我對唐代思想與中唐儒家復興的研究經營已久,應該趁此機會,將有關論著結集問世,較有體系地呈現自己的研究成果。於是奮力完成總說,出版該書。
 
《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出版至今已將近六年。刊行以來,雖然欣慰於研究成果方便為學界所利用,但以該書使用簡體,且未完整達成原來構想,終有憾焉,因而有出版增訂本的謀劃。本書增訂情形如下。首先,增加論文〈中晚唐文人與經學〉一篇。我在廣西師範大學版〈自序〉中曾說,本書採取了多重研究法的取向,也就是,利用現代歷史學發展出的各種研究方法來檢視同一現象。我採用的取徑有:個人思想分析、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個人與集體心態考察、思想的社會史(social history of thought)、知識社群研究。新增的論文則屬於學術史的類別,為原版所未有,但著重學術演變與知識社群的關聯,又有異於一般學術史論著。其次,在修訂方面,總說〈中古傳統的變異與裂解〉因出版前寫作稍倉促,有不周之處,做了比較多的修訂。書中其他兩文〈墓誌中所見的唐代前期思想〉、〈排佛論說與六、七世紀中國的思想狀態〉也一併修訂,主要是更正錯誤,調整不妥的表述,更改幅度很小。至於其他作品,雖然也全部校看,略有訂正,但處所甚少,不注明為修訂版。另外要說明,〈排佛論說與六、七世紀中國的思想狀態〉在廣西師範大學版題名為〈排佛思潮與六、七世紀中國的思想狀態〉,後者其實是初稿的題目,由於書稿整理時的失誤,誤入書中,現在也更正。經過這樣的整理,本書幾乎可以說是個人對唐代前期與中期思想史研究的定本了。
 
作者序(摘錄)
 
本書探討唐宋之際思想巨變的起點:安史亂後的儒家復興,尤其著重文人與儒家復興的關係。作為專業學者,我最主要的研究領域是唐代的歷史。我決定從事唐史研究,時間相當晚,大約是在一九八三年春天,當時我已經是耶魯大學博士班二年級的研究生,即將進入第三年。在此之前,我從沒打算做這方面的研究。
 
我沒有上過一天唐史的課,僅有的學術認識來自陳寅恪先生的若干著作。我之所以決定進入這個自己毫無準備的園地,唯一的出發點是一個問題感:我想探索唐宋之際的思想變化,更具體地說,想追尋宋學的來源。沒想到,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我才出版這本粗具規模的唐代思想史論著。
 
我的博士論文是以柳宗元的思想為主題,論文在一九八七年底完成,經過修改,於一九九二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其實,在該書出版之前,我已著手進行對於中唐儒家復興的通盤研究。當時所做的工作,有的已撰成論文,收入本書,有的到現在還沒機會整理寫出。有了整體性研究的概念並稍稍起步之後,碰到一個很實際的問題:什麼是有意義的整體性研究?如何而能做出這樣的研究?這個問題所涉及的,不外乎研究的目標、課題和方法。幾經摸索,我大約在一九九○年代後期有了比較清楚的想法,這裡略作報告。
 
我想做的,是一個既能包容中唐儒家復興的各主要方面,又能展現其來由與發展之過程的研究。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我大概從兩個角度選取研究課題。其一,站在中晚唐的時間點,考索儒家復興主要面相的內涵和特色;其二,從中古整體歷史環境的立場,觀察儒家復興的各種淵源。我甚至有個奢望,想透過對於某些現象如何形成與為何出現的研究,偵測出歷史過程中的動力。
 
在進行研究的考慮上,我發展出來的最明確意念是在方法的部分。說明這一點之前,有必要先交代本書的結構。本書含有「總說」一篇、「分論」八篇。「分論」中的全部論文和「總說」的大部分都是原創性的研究。換言之,這本書基本上是由個別研究所構成的,但這些論文之間有著特殊的關係。為了捕捉像中唐儒家復興這樣具規模的歷史現象,我設想了一個多角度的研究法。
 
近幾十年來,歷史學最明顯的面貌就是出現各種新課題和新取向,造成歷史研究大幅度專史化。學者往往基於特定的方法論立場與研究設計,探討特定的課題,結果是,歷史學深入人類生活的能力大大增強,但認識往往流於割裂,反而減弱了人文學術善於掌握具體事象的長處。本書的一個特色是,利用現代歷史學發展出的各種研究取向,來觀察同一個現象。舉例而言,我採取的方法有:個人思想分析(〈柳宗元與中唐儒家復興〉)、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隋代唐初道性思想的特色與歷史意義〉、〈《復性書》思想淵源再探〉)、個人與集體心態考察(〈墓誌中所見的唐代前期思想〉、〈思想史中的杜甫〉)、思想的社會史(social history of thought;〈論中唐古文運動的一個社會文化背景〉)、知識社群研究(〈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階層興起的幾點觀察〉)。個人試圖透過這個方式,建立起對中唐儒家復興立體、多層和動態的了解。此外,這也算是歷史學再整合的一個小小實驗,希望藉由新出取徑,重尋人文學科深入個別事象的舊本領。在這本書中,我並沒有完全實現原初的構想,已有的成果價值如何,亦不敢自信,但還是想以野人獻曝的心情,自述研究構思,供學界參考。
 
2009年8月
 
中古傳統的變異與裂解――論中唐思想變化的兩條線索(摘錄)
 
兩個世界的形成
 
漢晉之際――約略等同公元三世紀――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個大變動的時代,所謂大變動,最扼要地說,就是舊有的局面崩塌,產生了新格局。此後思想雖然不斷有變化發展,格局大體維持,一直到本文所探討的八世紀後半,都還如此。這個格局何所指呢?
 
中古思想給人一個重要的印象是,無論在對世界的看法或價值的安排上,都呈現二元區分的情況。我們可以很容易就舉出例子:本/末、內/外、道/俗、心/跡、有/無、言/意、跡/所以跡、名教/自然、仕宦/隱逸、廟堂/山林、世間/出世間、方內/方外,這不會是偶然的,一定反映了某種深層的心靈狀態。這個心態,我曾在幾篇論文中有所探討,現在文章都已收入本書的「分論」。以下要做兩件事,一是扼要介紹這個思想基調的特性,一是大略說明其形成過程,以增強讀者的認識。這裡的討論將盡量避免跟其他文章重複。
 
我過去曾使用兩個概念來界定中古思想的基本格局。第一個概念其實是一組:「外儒內佛」和「外儒內道」,另一個則是「二元世界觀」。這兩個概念各有所重,也各有不足,我先直接描寫中古思想格局,再回頭檢討上述的概念。前文剛說過,中古常見二元區分的表述,在這些表述中,最根本的是本/末、內/外、方外/方內。大概而言,本/末代表世界的本體和現實;內/外意謂內心修養和外在行為,但「內」也有根本、奧秘的意思;方內/方外則分指社會生活與超俗的存在。「本」、「內」、「方外」經常為一組,指涉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以及追求或體會這種道理的生活;「末」、「外」、「方內」則常另成一組,代表現世的秩序和行為規範。對於二元之間的關係,中古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看法,無論觀點為何,大都以這二元或兩種場域的存在為前提。這種二分法往往有把本體、超俗看得比現象、現世為高的傾向,但也不完全如此。人們還是可以肯定儒家經典和教誨的神聖性,然後再承認超俗理想的存在,也有人把價值的重點放在禮教或以君主為代表的國家,對超俗的境界存而不論,乃至輕視其事。
 
中古二元區分的心態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跟特定的文化和宗教傳統連接在一起。一般以為,「本」、「內」、「方外」是佛教、道教、道家思想所佔據的領域,「末」、「外」、「方內」則以儒家為尊。儒、釋、道(包括道教和道家思想)合稱三教,大家各有所司,支撐起宇宙人生。這些傳統之中,佛教和道教都是在中古前期才興起壯大的,和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時期相比,三教鼎立可說是中古文化最突出的特徵。三教局面和二元劃分有很密切的關係,但並不是這個中古思想基調的首要來源,以下會作解釋。另外要特別指出,以固定的宗教文化傳統來界定兩大場域只是個起碼――也是略為粗疏――的做法,實際的情況遠為複雜。在宏觀的層次,三教之中,每個「教」都有龐大的內容、模糊的邊界、流動不居的因子,不可能完全歸於二元中的哪一元,而且,文化中有些流行的觀念和現象也不是儒、釋、道的範疇所能界定的。在微觀的層次,個人的思想、行為往往有其獨特的樣態,並不受特定傳統的拘束。
 
再來要檢討有關中古思想基調的稱呼的問題。在我所提出的兩組概念中,「外儒內佛」和「外儒內道」有個優點,就是把兩大場域的內涵做了大概的說明,而且以內/外作為二元區分的主軸是中古時人已有的用法。至於缺點,則是這樣的界定並不周全,內/外的觀念也不能涵蓋方外/方內或道/俗。「二元世界觀」是個形式性的概念,有安全之處,缺陷是看不到對內容的提示。另外也須提醒,「二元」並沒有二元對立或互不相屬的意味。有必要時,本文會較多使用「二元世界觀」一詞。
 
漢晉之際中國思想發生巨大變化,打破了漢代的學術局面,帶來思想史上的新紀元。如所周知,掀動這個變化的是一個新思潮:玄學,玄學也是開啟二元世界觀的決定性力量。這個世界觀的核心元素:本/末、方外/方內,都是在這股思潮中成形的。玄學運動雖然有長遠的背景,它正式登上歷史的舞臺,是在曹魏齊王芳正始年間(240-249),何晏(?-249)、王弼(226-249)為關鍵人物,尤其以王弼對玄學理論的建立最有貢獻。何、王思想的要義是什麼?《晉書.王衍傳》有言:「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何晏的玄學著述喪失殆盡,從王弼的作品看來,這是貼切的描述。王弼思想的根本宗旨,是要指出,世間一切看得到接觸得到的,自然的、人文的,包括儒教的道理與規範,都是「有」,但能使這些現象運作順當的,則是它們背後的原理,一個統一的原理。這個原理看不到摸不著,王弼稱之為「無」。「無」是「本」,「有」是「末」,必須掌握「無」,「有」的世界才能得到安頓――這叫「崇本以息末」;也必須遵從「無」,「有」才能獲得建設性的成就――這叫「崇本以舉其末」。
 
王弼思想的最大突破在於,他在宇宙人生問題的思辯上提出了一個形上的觀點。在漢代,關於世界的根本原理,大抵是從宇宙生成的角度去說明,或歸之於「天」,或歸之於「元氣」,或者以陰陽五行或易經象數的理論去描述。王弼把宇宙人生的「道」界定為「無」,當作不可見、無以名之的原理,就把這個終極基點非實體化了。這樣,他大大強化了中國思想的形上層面。就歷史的角度而言,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影響之下,形上本體以及它與現實世界之關係變成魏晉以下思想的絕大主題。可以不誇張地說,以王弼思想為代表的玄學流派,就是本末之學。
 
在另一個玄學流派之中,方外的追求成為主要關懷,這是以阮籍(210-263)、嵇康(223-262)為代表的思潮。何晏和王弼都死在公元二四九年(齊王芳正始十年、嘉平元年),玄學運動自此進入了以所謂「竹林七賢」為代表的階段,阮籍、嵇康是其中公認的指標人物。在這個時期,玄學中人的首要關心是人生存在方式的選擇,而非普遍理論的建構。阮籍、嵇康的思想很接近,他們都曾從玄學的立場撰文立說,但沒有採納何晏、王弼天地萬物以無為本的類形上學架構,而是相信漢代流行的氣化思想。他們同樣具有強烈的文學傾向,阮籍的詩、嵇康的論,都是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兩人思想和人生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名教與自然的關係,他們站在自然的立場抗拒名教,大扇玄風,震動了好幾代的士大夫。在現實中,名教世界是難以改變的,於是對個人而言,抗拒名教往往意味著超越名教,超越塵俗,阮籍就曾被名士裴楷(237-291)指為「方外之人」。這不但是同時人對阮籍的寫照,應該也是他基本的自我定位。通過這樣的奮鬥,方外成為中古思想中一個牢不可破的嚮往。
 
對於超越的存在,阮籍描繪過幾種樣式,包括神仙、隱逸、任情適性。其中神仙對他最有吸引力,是他超越理想的首要寄託,遠遠超過其他二者。對阮籍而言,神仙不僅可享長壽,乃至永生,更重要的是,精神獲得解放。需要指出,阮籍作品中超越的生命雖然以神仙為原型,但在了解上,不必局限於這個概念,這樣的存在,也是至人、真人、大人先生,換言之,等同於《莊子》中的理想人格。從理論的角度來說,阮籍心目中的理想存在是與「自然」――即宇宙之源頭――合一的生命,這樣的生命無生無死,與天地長存。阮籍在〈大人先生傳〉對這種存在有所想像。他說:「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又說,難耐此世者,「必超世而絕群,遺俗而獨往,登乎太始之前,覽乎沕漠之初,慮周流於無外,志浩蕩而自舒。」然而,阮籍並不真的認為神仙的境地可能實現,超越的企求終將被現實所羈絆而隕落,這是他深沉的悲劇意識的來源。
 
在實踐的層次,嵇康對於名教和自然問題的態度跟阮籍不同,他公然與名教對立衝突,「非湯武而薄周孔」,最終以此喪生。但他也懷有強烈的超俗嚮往,曾有詩句云:「坎壈趣世教, 常恐嬰網羅……豈若翔區外,瓊漱朝霞。」他長期隱居不仕,隱逸是他尋求超越存在的方式之一,對他而言,音樂也能讓人觸及存在的本體。和阮籍一樣,嵇康最高的方外理想是神仙,但這個境地常人難以企及,他尋求透過養生術,達成身心的更新。由上述可知,二元世界觀是在玄學風潮中形成的,早於三教並立的時代。
 
玄學開創的二元世界觀在佛教興盛後大大獲得強化。佛教約在公元紀年之初,西、東漢之際,傳入中國,但到四世紀永嘉亂後才蓬然勃興,成為中國文化的一支主要力量。這個轉折的出現,原因很多,在思想的層面,玄學是佛教的絕大助力。東晉時期,中國士人常以老莊思想和玄學的眼光來理解佛教義理,本土高僧也大多精熟玄理,他們把佛教界定成透解宇宙人生之「本」的智慧。在某種意義上,佛學可說是新玄學了。現在引一段佛教文字中有代表性的陳述,以見此事之一斑。支道林(即支遁, 314-366)〈大小品對比要抄序〉云:
 
夫般若波羅蜜者,眾妙之淵府,群智之玄宗,神王之所由,如來之照功。其為經也,至無空豁,廓然無物者也。無物於物,故能齊於物;無智於智,故能運於智。……明諸佛之始有,盡群靈之本無,登十住之妙階,趣無生之徑路。
 
佛教的這種自我界定流傳很久,連北朝的民間造像記也常見。至於方外/方內的區分,佛教本來就有極重的出世性格,加上又從印度帶來宗教權威高於世俗的傳統,其以方外自居,更是理所當然,慧遠(334-416)〈沙門不敬王者論〉就是闡釋這個觀點的名作。
 
二元世界觀還有一個基本區分:內/外,這主要是由佛教所創造的。佛教自稱內教、內學,以其他學派、宗教為外教、外道。「內教」、「內學」是中國原有的詞語,指讖緯、預言、占星等,「內」為秘密、本源之意。佛教開始興盛時,以「內」自居,而且擴大「內」的用法,強調本教安心濟神的作用,爾後道教跟從,也自認為「內」,內/外遂成中古心靈中的另一重大分野。
 
前文提過,二元世界觀不一定意味二元對立或二元分離。為了避免可能的這類誤解,現在舉出一個流行很廣的二元融合論。玄學思潮中,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而外,以郭象(?-312)最為大家。郭象的學說是針對王弼的典範發出的。他反對「天地萬物以無為本」的觀念,認為宇宙間根本沒有本末之別,所有的事物都是自生自造,不存在任何形上的「道」,「道」即在「物」中。和這個見解相對應的是,他主張,在人生問題上,解放的境界存在於個人的心靈,而不在外於現世的場域,追求超越,恰當的做法是「遊外以冥內」,「無心以順有」――這裡的「外」指「方外」,而「遊」只能是神遊了。在中古時代,郭象的立場有相當大的力量,特別能吸引有仕宦需要的高層士人。作為玄學中人,郭象相信方外的價值,但它和方內的關係是「內外相冥」,一種神秘的結合,而非分離。
 
就思想史的進程而言,二元世界觀最大的作用是使得中古新生的佛教、道教以及在正統之外的道家意識具有正當性,獲得發展的空間,從而鞏固中古文化思想的多元態勢。中唐儒家復興初起之際,方外之思極其活躍,佛教、道教都是思想環境中的大力量,儒家復興跟它們有怎樣的關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