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rophet of the People: Thomas Carlyle and Victorian Society

方志強

英國Sussex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領域為史學史、英國史與世界史。著有：〈時代與卡萊爾〉、〈卡萊爾的蘇格蘭背景〉、〈西洋史學史的定義及其內涵的演變──兼論歷史與史學的定義〉、“Carlyle’s Sorrow and Conversion-Myth and Fact”、〈「進步」的理念：內涵與定義〉、〈「進步」的理念──二十世紀的挑戰〉、〈「歷史事實」──「事實」與「解釋」的互動〉、〈時代中的史家──巴特費爾德與英國歷史的解釋〉、〈論卡萊爾雷絲路事件的年代──迷思與事實〉、〈煉獄與新生──卡萊爾的病（1814-1823）與雷絲路事件〉等論文。

自序
略語表
導論

第一章 卡萊爾的蘇格蘭背景
第一節 蘇格蘭性格
第二節 卡萊爾的鄉野之眼
第三節 卡萊爾的平民觀念
第四節 農民的聖者

第二章 「憂傷與改變」
第一節 「憂傷與改變」的史料與觀點問題
第二節 心靈的困惑
第三節 向人民學習與浪漫主義

第三章 疾病與新生
第一節 卡萊爾的胃腸病
第二節 卡萊爾的駭伯症
第三節 雷絲路事件與新生

第四章 有病與失序時代中的人
第一節 「英格蘭病」
第二節 有病的英國維多利亞社會
第三節 病理學先知

第五章 人民的力量
第一節 卡萊爾與《愛丁堡評論》
第二節 法國大革命：長褲黨運動史
第三節 人民的奮起
第四節 人民的威力

第六章 「英格蘭現狀問題」
第一節 卡萊爾的《憲章運動》的寫作與出版
第二節 英格蘭現狀問題
第三節 勞動人民的反叛傾向
第四節 一個真正的貴族階級

第七章 卡萊爾平民思想的轉變
第一節 1848 年革命與愛爾蘭的赤貧問題
第二節 卡萊爾平民思想的變化
第三節 新人民與新英雄

結論

附錄一 卡萊爾與英國維多利亞社會大事紀
附錄二 卡萊爾著作年表
參考書目
人名索引

自序(方志強教授)

在這本《平民的先知──卡萊爾與英國維多利亞的社會》即將出版之際，不免思索此書的成書過程。如今回想起來，我與十九世紀英國的卡萊爾算是很有緣。在我青年到中年的學習與研究歷程中，卡萊爾始終是我的學術研究的重點。最初對卡萊爾感興趣，是在國內念研究所時，因為讀了古奇（G. P. Gooch）的《十九世紀的歷史與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13）一書中對於「兩個卡萊爾」的討論，而產生了疑問。古奇在其書中已注意到卡萊爾的兩種不同的歷史思想，但他認為「當卡萊爾從事歷史寫作時，所寫的是偉人的傳記，而非無數的與無名的大眾的歷史；而他在中晚年所致力的那種歷史寫作，正是他在 1830 年所批評的。」對於這種轉變，古奇並未提出合理的解釋；加上「英雄史觀」始終是前此學術界與社會大眾探究卡萊爾思想的焦點，這引發我想了解卡萊爾的「平民思想」為何？當時因資料與時間所限，我並沒有深究，只在我閱讀的書中寫下了這個疑問。

當我在民國七十五年，考上教育部的公費留學考試後，我負笈遠赴英國留學。在思索博士論文題目時，我重讀自己在古奇書上所寫的按語，提醒了我此時是探究此一疑問的好時機。我將這個想法與我的指導教授討論，他非常同意這個想法，於是我就真正展開對卡萊爾的研究。隨後，我理解到了卡萊爾是十九與二十世紀的英國最具爭議性的歷史家，他的聲譽隨著時代變遷而變化，卡萊爾的先知形象曾歷經多樣的轉變。我所探討的主題是「卡萊爾的平民思想」，此主題一反前此學者們對於其「英雄史觀」的強調。而我的主要論點為，卡萊爾的平民思想為其早年、甚至是晚年的歷史思想與社會評論的中心。

我對卡萊爾的研究，並未因博士論文的完成而結束。隨著我自己人生閱歷的成長與史學研究的開拓，我又拓展了對卡萊爾研究的角度與面向。近年來，新文化史頗受矚目，有關「身體」、「疾病」、「瘋狂」等議題也受到學界的重視，我也注意到這種趨勢。然而，我以「身體」與「疾病」的角度重新來研究卡萊爾，主要受到外在環境的刺激而產生。我在大學輔導多年的導生中有一位身心障礙的學生，他有失眠與人際關係很差的問題。而我的另外一位品學兼優的導生，因課業與失戀的壓力，而有自殺的傳聞。這刺激了我對精神疾病的注意，也促使我對年輕的卡萊爾所遭受到的「憂傷」（包括孤獨、失眠、瀕臨精神崩潰與自殺的邊緣等問題），從一個新的角度去探討。

在對於卡萊爾的研究上，「智識與道德」的層面始終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因此，「赤爾西賢者」（Chelsea Sage）始終主導著人們對於其形象的看法。實際上，卡萊爾的形象是多樣的，過去學者們的研究無法顯示卡萊爾多樣的面貌，因為他們過於重視智識與道德的層面，而忽略了卡萊爾自身。因此很難了解，甚至沒有注意到卡萊爾為什麼是隱士、獨白者、抱怨者、哀悼者、神經過敏者……，這種現象在討論年輕卡萊爾的「憂傷與改變」上更是明顯。

卡萊爾作為英國維多利亞社會的先知與「疾病」息息相關。卡萊爾個人年輕時即罹患「神經疾病」，一輩子在其陰影的籠罩下，「健康」受損，故深知健康的重要。而其與「神經疾病」的鬥爭，可以說是很成功的，使其從瀕臨瘋狂中解救出來。這種經歷更促使他對「疾病」與「人」的本質有更深的體悟。英國在十八、十九世紀所流行的「神經疾病」，乃因工業革命後，英國由農業社會過渡為工業社會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文明病」，此疾病在維多利亞時期為流行的顛峰。無論男女，很多人罹患「神經疾病」；輕者只是憂鬱，重者則會瘋狂，有的則以自殺結束痛苦。在維多利亞時期，當時社會最關切的問題，不是宗教，不是政治，不是改革，也不是達爾文思想，而是健康（health）。

卡萊爾以專業文人為其職業，其所做的論述，不再只是私人的言談，也表現為具廣大影響力的公共議論，具有明確的目標。卡萊爾認為他所處的時代是「有病的與失序的時代」，幾乎所有卡萊爾著作中皆有一個一貫的主題，那就是「人如何在這有病的失序時代中生存？」他的提問頗契合當時英國維多利亞社會對於「健康」重視的需要。因此，本書所增加的「疾病」的角度，集中在卡萊爾作為「病理學先知」（the prophet-pathologist）的探討。

本書就是在我先前研究的基礎上，對卡萊爾的病與智識道德的發展做進一步綜合的探究。除了前此已注意到的「智識與道德」的角度外，特別補充「疾病」這個面向的研究，本書的第二章「憂傷與改變」、第三章「疾病與新生」、第四章「有病與失序時代中的人」，由對卡萊爾個人患病事實的考證與確定，以及其所採取治療的途徑，進而討論卡萊爾對疾病的論述與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社會的關聯。相信由「平民的先知」這個角度，來探討卡萊爾與英國維多利亞社會，應能提供較完整且新穎的看法。

最後，我要在此序中，表達對於師長們的感謝。在我的學習過程中，得到很多師長的指導與鼓勵，其中黎東方老師與 John Burrow 教授是我所最感佩的兩位老師。如今兩位老師皆已去世，然而我對他們的感念之心，歷久彌新。

方志強
2011 年 12 月於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