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修補術的文化史(已絕版)

謝明良 著

  • 出版日期2018年07月 出版
  • 書籍裝訂平裝 / 26*19 / 242頁 / 全彩 / 中文
  • 出版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叢書系列
  • ISBN978-986-350-279-1
  • GPN1010700547
  • 定價540元 已絕版

本書嘗試從文化史的觀點省思歷史上陶瓷修補術諸面向。既觀察了清代宮廷陶瓷修補改裝情況,以及乾隆皇帝對於缺損陶瓷的對應態度和補修理念,也討論了十七、十八世紀歐洲人針對中國陶瓷的金工鑲飾和改裝。在廣泛蒐集亞洲和歐洲鋦釘補修術案例的基礎之上,評估了區域間影響交流的可能途徑。另外,還著重討論日本史上所謂呼繼、燒繼和金繕技藝的源流及其對殘缺美的賞鑑風情。

謝明良

1955年臺灣臺北市生。日本成城大學文學博士(1992)。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助理研究員(1985-1991)、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副教授(1992-1997.7)、教授(1997.8-)、教授兼所長(2003.8-2009.7)、胡適紀念講座(2008)、三年期特聘教授(2008.8-2011.7)、終身特聘教授(2008.10-)、教育部國家講座(2013-2016)、臺大講座(2014)、德國海德堡大學客座教授(2002)、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2012.5-2012.7),現任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特聘教授、臺大講座、教育部終身國家講座。曾編輯《中國陶瓷史論文索引 1990-1994》,並著有《六朝陶瓷論集》、《中國陶瓷史論集》、《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陶瓷手記2─亞洲視野下的中國陶瓷文化史》、《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從戰國到唐代》,以及《陶瓷手記3》等專書。
目錄

序說
一、 清代宮廷的陶瓷修補與改裝
(一) 補釉
(二) 補胎
(三) 接合
(四) 髺墾暴薜—乾隆皇帝對於缺損陶瓷的對應態度和補修理念
(五) 陶瓷改裝
(六) 補修地點
二、 鋦釘修補術諸面向
(一) 中國區域
(二) 日本區域—從「馬蝗絆」茶碗談起
(三) 臺灣區域
(四) 韓半島區域
(五) 南亞
(六) 中東
(七) 歐洲
(八) 區域間影響交流的評估
三、 日本國的陶瓷補修和賞鑑
(一) 呼繼
(二) 呼繼和中國的以舊補舊
(三) 燒繼
(四) 陶瓷的殘缺美—從「雲山肩衝」談起
四、 歐洲人對於中國陶瓷的金屬鑲飾、修理和改裝—兼及其和亞洲區域鑲飾例的比較
(一) 歐洲金工鑲飾或修理中國陶瓷的幾種手法
(二) 中國工藝史上的陶瓷金屬鑲飾
(三) 奧斯曼土耳其的陶瓷金屬鑲飾
(四) 陶瓷金工鑲飾交流和影響的評估
結語

後記
各章注釋
引用書目
圖版出處
序說(摘錄)
 
以濕潤黏土塑作成形,過火加熱燒結,是人類將柔軟的黏土經由化學變化轉變成堅固陶器的重要發明。陶器沒有單一的起源,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古代住民都懂得製作陶器。從考古學資料看來,易碎的陶器不符合純粹遊牧民族的經濟效益,所以多是在人類定居生活後始普遍製作,也因此被視為是仰賴狩獵、漁撈或植物採集營生的舊石器時代,進入到以農業、畜牧為定居生計的新石器時代的標幟之一。
 
上釉的高溫陶瓷雖具有耐鹼抗酸、不虞腐爛的性能,卻極怕碰撞。歷史上因重力碰撞導致陶瓷缺磕破碎的例子極多,這些案例之所以會被記錄下來的原因不一,有的是心惜珍奇物件,有的是做為小說情節的鋪陳插曲,但也有用來襯托主人公價值觀的譬喻功能,是管窺其時生活史的有意義的素材。雖然有關陶瓷修補議題存在著諸多可資討論的面向,不過本書的目的是擬經由梳理歷史上幾個特定區域補修技藝的具體內涵,進而省思其於文化史上的位置。因此,本書既非具實用功能的陶瓷修護手冊,也不是探索歷史上陶瓷接著劑配方或復原修繕工序細節的科技史著作,而拜近代科學之賜所創發種類龐雜的高效能或環保黏著劑,以及各式修繕技術均不在本書討論之列。
 
幾則與陶瓷破碎事故有關的軼聞
 
以中國陶瓷史為例,十世紀阿拉伯世界詩篇記述哈里發穆泰瓦基勒(al-Mutawakkil)在位時期(846-861),一位詩人的好多件瓷器被一頭歡度宰牲節(古爾邦節)而育肥的公羊所撞碎,這位詩人特別痛惜其中一支燈盌(sirāj),故追述稱「一個中國的瓷盌(sīnīyat al-sīn)富於想像力的畫工(musawwir)在上面繪畫了圖形紋樣(tasāwīr)」,反映了中國陶瓷外銷初始階段,人們對於來自異域之晚唐時期彩繪陶瓷的愛憐。阿拉伯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 1304-1377)在提及大馬士革的慈善基金會民情時說道:「一天,我經過大馬士革的一條小巷,碰上一個小奴隸,把手裡的瓷盤打碎了,集聚了許多人,有人對他說:『把碎碴撿起來,拿去見器皿補助金的管理人去。』於是他便撿起來,跟那人一齊去,把經過告訴了管理人,管理人便按市價給以補助。這確是一件善事,因為主人對奴隸打碎盤子,不是打就是罵,那會使他吃苦而變心的。這次補助正是醫治心病的良藥。像這類的善行,是會得到善報的。」
 
邵伯溫(1057-1134)《聞見錄》載北宋第四代皇帝仁宗(1023-1062在位)和備受恩寵的張貴妃之間一則軼聞:「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閤,見定州紅瓷器,帝堅(一作怪)問:『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為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此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
 
定窯是宋金時期的名窯,窯址在今河北省曲陽縣澗磁村。不僅太平老人《袖中錦》曾將定窯和端硯、蜀紙、浙漆提列為天下第一名品,宋太宗趙光義妃,真宗生母元德李后陵(1000)也出土了三十餘件多數裝飾有鳳紋,甚至底刻「官」款的定窯白瓷。定窯紅釉瓷前所未見,不過相對於常見的白瓷,偶可見到以鐵為呈色劑的柿釉作品,一般咸信後者可能即前引《聞見錄》所載「定州紅瓷器」一類的製品。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被訂定為日本重要文化財的北宋定窯柿釉金彩盞,品格高雅,傳稱出自朝鮮半島古墳。然而,這類置於宮中亦屬醒目的紅釉瓷,卻因帝王的誡律和表態而被刻意地粉碎於柱斧之下。柱斧是象徵帝王身分的持物,被稱為「斧聲燭影」之太宗趙光義弒殺兄長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而篡位的千古疑案即見「帝引柱斧戳雪」等情節。
 
天災、人為疏忽或刻意的毀損都會造成陶瓷器的損傷,而宋代朝廷對於官方機構常備陶瓷的缺損報銷也有明確的規範,見於《慶元條法事類》(卷三六.庫務門一)載「諸經用瓷器破損者,除歲一分,瓦器二分」,意思是說諸官廳必要用瓷若有損耗例由官府補給,惟缺耗過二成者,超出部分應由各官廳自行設法張羅補足。參酌日本養老年間(717-723)「養老令」相關內容可知,上引南宋朝「慶元令」或日本「養老令」均可追溯至唐代「永徽令」。
 
另一方面,設置於北宋都城汴梁(今開封)城內建隆坊的官方瓷器庫則蒐羅天下諸州名窯以供內廷使用,《宋會要稿》載:「瓷器庫,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饒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給用。」(〈食貨〉五二.「瓷器庫」)對於瓷器庫內收貯的諸多名窯陶瓷的管控也相對地嚴格,如太宗於淳化元年(990)七月詔:「瓷器庫納諸州瓷器,揀出缺璺數目,等第科罪。」從字面上看來,似乎是依據陶瓷的缺損數量而科以不同程度的罰則。
 
就如陶器無單一起源般,對於因天災、人禍所導致陶瓷損傷之修護當然也見於世界各地許多民族和地區,而其陶瓷的修繕方式和使用道具亦頗多樣,巧妙各有不同。對於不甚講究陶瓷外觀美感或實用功能的人而言,或許可以自行購入黏劑或利用手邊現有的工具針對破損陶瓷進行簡單的接合,否則就需委由專業匠人來處理。各地匠師的專業純熟度或操作手法乃至於修護信念不盡相同,不過,本書有意迴避不加區別地羅列各地區案例予以討論,而是將視點聚焦於中國、日本和歐洲等三個區域所見陶瓷修補技藝來進行討論。這是因為筆者認為:以上三個區域所見陶瓷修補技術不僅能相對鮮明地反映出各自生活史或廣義文化史上的意義,在特定的時段還涉及到修繕技術的傳播問題,具有可互比性。
 
就以上三個區域及周邊地區的專業匠人而言,其實際營運方式有一共通的特色,即多屬一人個體戶,獨自攜帶補修裝備器材沿街呼嚷招攬生意,但亦見在街頭駐點等待客源者,自成一種行業。亞洲地區如中國、日本或臺灣,例由男性擔綱,歐洲地區則包括女性匠人,這或許是因為男性相對有體力背負維修裝備,並且方便深入陋巷或因業務而需赴人煙稀少的郊區邸舍。
 
成於十九世紀的《安平縣雜志》記載臺灣有「補碗司阜」;明治三十六年(1903)佐倉孫三著《臺風雜記》也提到被稱為「釘陶工」的陶瓷修補匠人。晚迄1960年代,臺灣街頭還時可見到從事此一行業的人,有的甚至兼營補修金屬鼎鍋和雨傘,行走時手裡拿著一疊活動的金屬片,一邊抖動發出聲響,一邊吆喝「補仔」。法國於1900年發行的明信片所見補瓷匠人也被刻意地強調其行走江湖呼嚷招客的場景,而早在十四至十五世紀荷蘭歌曲中已經出現街頭補瓷匠人吆喝「你打破碗,我負責修……我修燈也修盤和碟」,這和過去臺灣補瓷師傅兼營金屬鍋盆和雨傘,均反映出補瓷匠師的專業所可涵蓋的周邊技藝。一套十七世紀關於市井交易的英國圖畫描繪了早期陶瓷修補匠形象,同樣有趣的是卡斯柏‧呂肯(Caspar Luyken)在1708年畫了一幅市井小販中的女人,畫的背面寫著 「Breekje wat, Breekje wat」(china to mend 修補瓷器),不像英國圖畫中的陶瓷修補匠,畫中並未明顯指出女子修補的是陶瓷或是玻璃。幸運的是,這幅畫可能與1682年於荷蘭萊登(Leiden)出版的書中圖畫有關:「修補瓷器……這裡住著一個以修補破損瓶子維生的女人。」
 
日本享和三年(1803)《江戶物賣圖聚》則見肩挑扁擔,溶融鉛玻璃粉以為陶瓷接合補修(燒繼)的匠人;中國清代末期鄒壙祖《風俗圖冊》也刻意記錄下工匠在街頭補瓷時的光景:卸下扁擔,坐在帶抽屜的長方形工具箱上幹活。清乾隆時期(1736-1796)唐秉鈞《文房肆考圖說》載「(瓷器)有茅路者,聞蘇州虎邱有能修者,名之曰緊」,此屬具知名度的定點補修作坊。
 
中國區域的情況
 
中國區域的陶瓷製造有著長遠的歷史,從目前的資料看來,中國在夏文化或有夏商分水嶺之稱的河南省偃師二里頭遺址(西元前十八世紀至前十六世紀)第二期遺存已經出現人工施釉的高溫灰釉炻器(stoneware)。
 
眾所周知,西方人稱「瓷器」為「CHINA」,是因緣於中國夙以燒瓷聞名,並且大量外銷。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同時遺存有豐富的文獻資料,若結合近半個世紀以來其活躍的田野考古發掘工作,將可提供我們管窺此一國度對於陶瓷補修的諸方式,甚至可據此評估採用特定修補術背後的文化意涵。
 
防止陶瓷器裂璺的方法
 
《詩.豳風.鴟鴞》:「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是說鴟鴞在尚未降雨之前,就懂得修繕巢穴,防患於未然。在陶瓷器用方面,中國古人亦自有一套預防缺璺、加強保固的措施。如明代人冬季插花經常會在瓶罐內置錫管,以防止寒天瓶水結凍導致瓷瓶破裂(袁宏道﹝1568-1610﹞《瓶史》);有時則在瓷瓶內投以少許硫黃,據說這樣一來就可以避免瓶中之水因寒結凍(張謙德﹝1577-1643﹞《瓶花譜》)。
 
另外,方以智(1611-1671)在其《物理小識》中提到:「薑汁塗磁杯乾之,又塗極厚而止,火之,可使盡赤,而磁不爆碎。」像是這樣的施加於陶瓷器上的強化保固迄清代文獻仍屢可見到,如乾隆四十年(1775)唐秉鈞《文房肆攷圖說》就記載:「凡用瓷器,不先制之,遇熱湯水無有不裂者。故新置碗盞盆碟,必須先以米泔水溫溫煮出,再以生薑汁及醬塗底下,入火煨頓,永可不裂。」姑且不論上述防患於未然的陶瓷器補強方案是否確實有效?由於陶瓷原本就不耐碰撞,破裂缺損在所難免,也因此亡羊補牢、陶瓷修護往往成了人們常需面對的課題之一。
 
一、 清代宮廷的陶瓷修補與改裝(摘錄)
 
有關清代(1644-1911)宮廷陶瓷補修情況的最為直接的史料,無疑是養心殿造辦處的檔案,即「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造辦處活計檔》)。養心殿造辦處雖創始於康熙朝初年,並由皇長子允禔掌管,但目前所見造辦處諭旨和管理人員奏事記事只能上溯雍正元年(1723)。造辦處檔案之外,當時到任中國的西洋傳教士書簡或宮中奏摺當然也是理解清宮陶瓷補修或改裝技藝的線索,不過現藏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和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清宮傳世品更可提供重要的觀摩實例,甚至可和《造辦處活計檔》相互呼應。為了明確臺灣、中國兩個故宮庋藏作品的來源和屬性,亦即確認其主要屬清宮舊藏一事,有必要就故宮博物院的設置經緯做些說明。
 
辛亥革命(1911)成功後建立的中華民國所屬之教育部於民國二年(1913)已設置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於國子監,民國三年(1914)內務部成立古物陳列所,將瀋陽故宮、熱河行宮、頤和園、靜頤園的文物和南薰殿供奉的歷代帝王像移至故宮外廷的文華殿及武英殿陳列展出。民國五年(1916)正式成立歷史博物館,主要收藏清內閣大庫明清檔案和國子監太學祭器,後又在南京成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並在民國二十二年(1933)將古物陳列所和歷史博物館文物撥交中央博物院。
 
故宮博物院設立於民國十四年(1925)。民國二十年(1931)中日戰爭爆發,因此在民國二十二年(1933)將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國子監文物運往上海,1936年後南京朝天宮庫房建成,又將原存上海的文物遷至南京。此後國共內戰,旋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從中挑選部分珍品分三批運抵臺灣。因此,現今臺灣國立故宮文物主要來自北平清宮舊藏,部分則是由北平古物陳列所移交中央博物院的原屬遼寧瀋陽行宮和熱河承德避暑山莊的藏器,所以包括了北平、遼寧、熱河三個故宮收藏品,至於北京故宮則如眾所知是在原址直接承繼了清宮的典藏。
 
就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而言,由於清宮各傳世文物皆明記有清宮原收藏處所的代號,所以時至今日,仍可從各典藏號中識別出屬原中央博物院或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及其在清宮的正確陳設收藏地點,並且可與故宮在臺所接受寄贈或添購的作品區別開來。
 
現存《造辦處活計檔》起於雍正朝以迄晚清,但就陶瓷修繕或改裝之記事而言,主要見於雍正朝(1678-1738)和乾隆朝(1736-1795)。特別是乾隆時期相關記事已足以概括清宮陶瓷修繕、加工的具體作為和傾向,而乾隆皇帝對於傷缺陶瓷的發言和指示,不僅透露出帝王的陶瓷賞玩風情,其中甚至隱藏了其帶有政治意涵的賞鑑理念,值得予以留意。
 
江西省景德鎮是清代官窯的生產地,其自順治十一年(1654)改御器廠為御窯廠,並派饒州府守道督造燒製龍缸,迄康熙十九年(1680)差廣儲司郎中徐廷弼赴景德鎮駐廠監造宮廷用瓷。至於雍正和乾隆燒造官窯的核心人物則是著名的督陶官唐英。做為內務府員外郎的唐英自雍正六年(1728)四十七歲時奉派至景德鎮佐理陶務、監造瓷器,迄乾隆二十一年(1756)因病退職,在廠任職二十八年,其間以「陶人」自居,與工匠同寢共食,苦心鑽研古今陶瓷的胎和釉料配方,是雍、乾兩朝官窯之所以大放異彩的關鍵性人物。
 
由景德鎮所燒造的官窯自江西解運入京可利用陸路和水路。以乾隆四年(1739)為例,上色瓷器是以陸路運送進呈,而次色瓷則是由水路送京,並且是收拾好裝在桶內運輸以期萬全。乾隆皇帝對於官窯的管控可謂鉅細靡遺,就連由唐英負責自江西運解到京的陶瓷,因需沿路換船扛抬搬送,致使部分製品出現磕損一事亦有所指示;也針對發往景德鎮燒造的掛瓶發出警告,說製品若有滲漏情況要負責督陶的人員賠補。不過副催總五十則沒那麼幸運,他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往京運送三件五彩轉心瓶,途中不小心磕損了瓶身,即被重責四十板,且罰錢糧一年,受到嚴厲的處分。另一方面,唐英曾上奏稟報景德鎮官窯每一年每一窯都會有選落的「次色腳貨」和破損器,其件數幾乎與全美無暇的製品相等。唐英因此和內務府總管大臣年希堯商量,希望將這些「次色腳貨」造成黃冊,按件估價,進呈內府,可以變賣者即在京變賣,有可供賞賜者,即留備賞用。相對於清宮之於瑕疵官窯有時是權宜地變賣處理,其對待宮中收貯古代陶瓷的破損缺磕則竭力維護修繕,絕不掉以輕心,所採取的補修手法多元,至少包括補釉、補胎、黏結或以鋦釘接合等等。
 
(一)補釉
 
明代成化(1465-1487)年間由官方窯場所燒製的鬥彩瓷,到了明代晚期已是藏家追逐蒐集的對象,除了萬曆《野獲編》說「成窯酒桮,每對至博銀百金」,罐底以青花書「天」的所謂「天字罐」也是成窯名品。《造辦處活計檔》載乾隆九年(1744):「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太監胡世傑、張玉交成窯天字蓋罐二件(內一件釉水不全)。傳旨:著將缺釉水的天字罐一件交唐英補釉,如補得補好送來,如補不得不必補,仍舊送來。欽此。」戒慎恐懼的唐英因考慮到成窯天字蓋罐迄今年代久遠,火氣銷退「若將缺釉之處補色,必須入爐復火,恐爐火攻逼,於舊窯質地實不相宜」,所以選擇倣照原罐款式送京呈覽。其次,乾隆三十四年(1769):「太監胡世傑交哥釉四方瓶一件(裡外缺釉、係養心殿庫貯、三等)均釉大碗一件(底上缺釉、無地方)。奉旨:著交九江關監督,將瓶碗上缺釉處,照樣經火補釉,得時送來。」這也是將補釉的任務交予景德鎮入窯過火修繕,所修護的對象包括宋代青瓷和明代五彩瓷等古物。不過,對於當朝所燒製的珍貴品類亦有修繕之例,如雍正皇帝因當朝創新製成的花梨木紋瓷桶口沿有缺釉,故命太監王太平傳旨「著收拾好」。乾隆十三年(1748)「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觀窯三足爐一件。傳旨:著郎世寧按破處找補顏色。欽此。」委由宮廷畫家郎世寧調色補修的作品可能只是施加彩妝,並未入窯過火燒成,或者是入低溫錦窯烘焙的彩繪或鉛釉。
 
(二)補胎
 
1. 蠟補
 
蠟是造辦處活計用的重要材料之一。如雍正三年(1725)張起麟交白蠟三塊,共三斤四兩,說怡親王諭:「著收著做活計用遵此。于五月初五日做得盆景二件,上蠟菓子用白蠟一斤八兩。怡親王呈進于五月十二日做得盆景二件,上蠟果子用白蠟一斤十二兩。」蠟可以形塑成盆栽上的象生花果,也經常被用來補修陶瓷的缺損。民間如前引弘治十七年(1504)《宋氏燕閒部》用蠟羼和定粉補陶瓷裂璺時,還可調色以匹配待修陶瓷的色釉,算是簡單實用的修補方式,但若以蠟補修缺損部位,則「著手處微軟」,有脫落之虞(《金陵瑣記》)。乾隆四年(1739)由太監毛團、胡世傑交來的八件嘉靖官窯青花碟當中有兩件曾經蠟補;乾隆十年(1745)由太監王常貴交的一件官窯筆洗口有蠟補。
 
乾隆六年(1741)「司庫劉山久、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等交哥窯膽瓶一件(足破)。傳旨:著將破處補蠟。欽此。」這是一則帝王下令以蠟補瓷的珍貴記事。雖然皇帝有時也對蠟補的器物興趣缺缺,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接得熱河寄來信帖,內開八月十四日太監常寧。傳旨:著行文與粵海關監督李質穎,嗣後將小式琺瑯器皿進些件,要好,無蠟補處。」另外,近年針對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器物殘留的蠟膠所進行的測定表明,清宮用以黏接或補配的黏蠟膠的主要成分為松香和蜂蠟,最優的黏蠟膠的比例為松香:蜂蠟=1.5: 1。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二十八年(1763)載「奏事總管太監王常貴交宣窯菓洗一件,宋龍泉玉和春一件(各隨紫檀木座一件,楠木匣一件,口有蠟補)」,臺灣國立故宮藏清宮傳世南宋龍泉窯青瓷蓮瓣紋碗,口沿鑲金屬釦,圈足足牆部位有一處傷缺,似是以蠟補全。
 
2. 漆補
 
相對於目前未見以漆接合補修陶瓷的明代或之前的文獻記載或考古例證,不過《造辦處活計檔》則偶見以漆修繕之例。如乾隆十一年(1746):「司庫白世秀、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總管劉滄州交均釉飛脊花觚一件。傳旨:著用漆補好。欽此。」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鈞窯器中就包括一件口沿磕傷,疑似以漆填補的出戟尊。另外,該出戟尊不排除即劉滄洲交的「均釉飛脊花觚」。
 
3. 金補
 
中國區域於陶瓷器上貼飾金箔,最早見於中古時期墓葬陶俑。宋人周密《志雅堂雜鈔》說「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調金描畫,然後再入窯燒,永不復脫」,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定窯柿釉盞內壁金飾雖是採截金技法,仍可做為宋代陶瓷金飾的參考例。清宮極可能存在金補技藝,但目前難以實證。其原因之一是習稱為金補、補金或金繕的陶瓷修理工藝未見於《造辦處活計檔》等文獻記載,不過我們或可從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由帝王授意繪製於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1756-1757)的《燔功彰色》圖冊所見《宋汝窯舟形筆洗》口沿可見一處金彩修繕遺留,可知至遲在十八世紀中期中國已採用金補修陶瓷。在此應予說明的是,黃金本身並不具備黏補接合的實用效能,因此所謂金補多是在以漆或其他黏著劑接合補修處施加金粉之後打磨拋光而成,所以金補只是以金彩或金粉覆蓋在黏著劑表面的妝飾,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宣德官窯青花瓷碗,碗口沿有數處金補,金彩磨損剝落處露出紫褐色尚待化驗的填充物。《造辦處活記檔》載乾隆二十六年(1763)太監王常貴曾交上一件「口有蠟補」的「宣窯菓洗」,個人雖懷疑該菓洗或即上引口沿施褐色填料並上金粉的宣德年製青花花菓紋敞口碗,但無從實證。總之,口沿是先以蠟或漆般填料填補缺處,再施金粉打磨而成。另外,從前引《燔功彰色》所見筆洗的器形和金繕遺留推測其應即原大衛德基金會(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藏,現歸大英博物館保管的汝窯橢圓小洗。
 
4. 膠補
 
清宮補修陶瓷的技法和所使用的材料不一,除前述以蠟、漆、金繕補之外,不排除自宋代以來,民間普遍採用的脂灰補修方式也存在於宮廷作坊。從1960年代臺灣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合編的《故宮瓷器錄》可以檢索到部分曾經補修的清宮傳世器,修繕陶瓷的種類包括汝、官、哥、龍泉等古瓷或明初宣德官窯,以及鈞窯大口尊和出戟尊等,不過各補修作品所用原料尚待化驗。至於《造辦處活計檔》亦多未具體涉及修繕技法和材料,如雍正六年(1728)「首領太監程國用交來均窯花盆大小五件,著粘補收拾」;雍正十年(1732)「首領李久明持出均窯鉢盂缸一口,說太監滄洲。傳旨:缸底有滲漏處,著粘補收拾」,均未提及收拾粘補的材料。就此而言,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一則記事因明確提及修補缺損部位的材料,彌足珍貴。
 
這一年的七月中旬,庫掌四德、五德來說,太監胡世傑交一件,底足缺損的哥窯膽瓶:「傳旨:將瓶底足缺處用紫膠補好。欽此。」紫膠即蟲膠,是由紫膠蟲的分泌物加工形成的昆蟲樹脂,據說晚迄二十世紀北京故宮博物院仍舊是以蟲膠做為補修清宮傳世器物的主要黏結劑,做法是加熱將之溶為液體後塗抹於待接合的器物斷面,俟其冷卻即可黏合。其次,《清代匠作則例》另記載清代黏蠟膠的用料配方,其中玉作鑲嵌用料則例載擬成造珊瑚等石「每塊用徑四分厚四分糙坯一塊,寶砂六錢,坐蠟鑲嵌每塊用黃蠟三分,松香一分五厘,香油一分五厘,黑炭四錢二分」,製作黏蠟膠的原料是接嵌件尺寸重量配方,因此可計算得出清代黏蠟膠三種主要成分蜂蠟、松香和香油的比例為2:1:1。另外,臺灣故宮藏清宮傳世陶瓷當中亦見足部缺損部位以呈紫褐或黑褐色調的粘結材料予以補修者,但其確實成分仍有待日後的科學測定來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