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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史記》到《漢書》──轉折過程與歷史意義

呂世浩 著

2009年12月
精裝 / 21*15cm / 404頁 / 單(黑) / 中文

叢書系列文史叢刊 138
ISBN: 978-986-02-1966-1
定價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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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作者
目次
本書為臺大MOOCS熱門課程主講人、臺大歷史系呂世浩教授的博士論文。
呂世浩教授在本書深入指出,《史記》透過對當代歷史的書寫,指導當世的政治;
然而《漢書》完全站在漢廷角度說話,後世史學更皆師法《漢書》,
遂使書寫當代歷史的傳統不復重現,此為兩個史學傳統間的重大轉折與斷裂。
 
漢承秦制,故西漢初年傳統史學幾近中絕,後至武帝又不改秦道,儒術淪為緣飾之工具。太史公作《史記》,上續古史之傳統,下繼孔子《春秋》「撥亂反正」之志。其特徵便是書寫當代史以論治,故被漢廷視為「微文譏刺,貶損當世」,形成對當代政治的挑戰。
  
隨著《史記》散播日廣,對漢廷統治的負面影響日益浮現,官方開始採取了種種防制措施,如成帝時刪削《史記》十篇即是。其後歷經兩漢之際共四個階段,至東漢初,朝廷先設前所未見之「私改作國史」一罪,嚴禁私人修史,將史權收歸官方。而後再命人撰述一部「頌漢功德」之史書,以求取代《史記》之影響,這就是班固的《漢書》。
  
班固為「尊顯漢室」,割離古今而作《漢書》。不僅扭轉《史記》本旨,更使《春秋》、《史記》以來當代史之傳統中絕,中國史學走上了述古不論今的道路,成為殘缺之史學。後史代代法之,遂使當代史不復重現。《史記》所傳「通古今之變」之大義,至此衰矣。
  
本論文的題目為「從《史記》到《漢書》──轉折過程與歷史意義」,研究目的在以《史記》到《漢書》的轉折過程為中心,藉此對兩漢之際史學和政治的互動情形,作一全面而詳細的分析,進而闡明其在中國史學發展上之歷史意義。並期望此一研究,可以對傳統史學形成與演變之大關鍵,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並為學者考較《史》、《漢》異同闢一新途。
  
本論文的第一章,首先針對研究範圍與關鍵名詞作一界定,接著進行相關研究文獻的回顧,最後則對本論文之研究目的、方法與全文結構作一介紹。
  
第二章先由《史記》對漢代造成的衝擊和挑戰開始談起。自春秋戰國以下,由於王權的衰弱與戰亂的影響,致使「史記放絕」,史學傳統面臨了衰亡的危機。至秦朝統一天下,又因統治者深惡「是古非今」,使這樣的趨勢達到了頂點。除了少數「文略不具」的簡單記載外,秦人幾乎刻意的滅絕了一切史籍。西漢開國,承秦之制,雖不如秦人打擊學術之甚,但對於史學亦未重視。致使西漢前期既無先秦修史之官,亦無先秦官修之史,傳統史學幾近中絕。
  
而另一方面,秦人以詐力得天下,又以刑法治天下。漢又承秦道而不改,至武帝更復始皇之所為,孔子之道淪為緣飾其暴政之工具。故自先聖先王至周公、孔子以來所傳承之禮樂大道,因而瀕臨絕滅之危機。太史公生於此時,有興亡繼絕之志,故以父子兩代之力著作《太史公》(即《史記》)一書,上欲重續中國史學斷裂之傳統,下欲繼承孔子《春秋》「撥亂反正」之志,以俟後世聖人君子。其書重要特徵之一,便是繼承書寫當代史的傳統,強調「通古今之變」以論治之思想。但這樣的傳統,無可避免的要對承秦制而不改的漢代統治者提出針貶,故被漢廷視為「微文譏刺,貶損當世」,形成史學對當代政治的新挑戰。
  
政治受到以《史記》開端的史學之挑戰,則統治者必然會以各種手段來回應。隨著《太史公》一書的散播日廣,對漢廷統治的負面影響日益浮現,漢代官方採取了種種的防制措施,其後歷經兩漢之際兩百一十二年,共四個階段的前後轉折過程,終於在東漢明帝時找出了最佳的解決方法。這個方法就是,撰述一部完全站在朝廷立場說話,又足以取代《太史公》的史書,這就是班固的《漢書》。本論文的第三、四兩章,便是就此四個時期的演變過程詳細加以考述。
  
第一時期自《太史公》成書至其外孫楊惲宣布傳本,為抑禁與傳抄時期。蓋此時期《太史公》尚未引起朝廷的特別注意,然中秘之《太史公》藏本,因受朝廷對秘府藏書的嚴厲抑禁政策所限制,凡觸犯者幾近死罪,故其內容未見流傳在外。傳本則由史公傳於女婿和女兒,其部分篇章並在此時期流出,在民間逐漸引起少數人的喜好和傳抄。
  
第二時期自楊惲宣布《太史公》傳本至成帝賜班斿秘書之副,為公布與刪削時期。此一時期《太史公》傳本因楊惲的宣布,加速了向民間的傳播,同時引發了學者如褚少孫等對《太史公》的注意和愛好。而至成帝時,漢廷已開始注意《太史公》一書對統治的負面影響,因此刪削其中十篇。而此「十篇缺」之本,成帝又賜其副於外戚班氏,形成在藏、傳兩本外的第三個重要抄本。
  
第三時期自成帝賜班斿秘書之副至班彪作《太史公》之《後傳》,為補續與褒揚時期。蓋成帝時,朝廷為嘗試解決《太史公》帶來的問題,故一面刪削十篇,一面又命馮商撰續其書,希望能將此書之影響導向對官方有利的方向。而此時《太史公》之傳播已廣,續《太史公》者亦人才輩出,有名可考者自楊惲、褚少孫下,前後計十八人之多。而在西漢中期以後的「厭漢」思潮中,內容多為「譏刺漢室」的《太史公》更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西漢之亡即與此相關。此後的新莽則一改漢廷之態度,改採發揚史學和尊顯太史公之作法。
  
第四時期自班彪作《太史公》之《後傳》至《漢書》成書,為論罪與取代時期。此時期東漢朝廷鑒於西漢之亡,力圖以強烈之政治手段干預學術,尤以圖讖和史學二途最為明顯。首先以前所未見之「私改作國史」罪名,將史權收歸官方。其次,在明帝重重考核和指導後,命班固著作「頌漢功德」之《漢書》取代《太史公》,並推廣之以消除《太史公》之不良影響。最後,再命楊終對《太史公》原書進行大規模刪削。三管齊下,終於大功告成。
  
隨著《史記》的傳播與統治者的政策變化,兩漢之際史家也有著前後不同的反應。本論文的第五章,將就兩漢之際諸子對《史記》的評價、補續《史記》諸家、史學新著作的出現等三方面作一補充。
  
在瞭解從《史記》到《漢書》發展的轉折過程後,本論文的第六章將由此認識出發,重新探討《史記》和《漢書》的轉變及其歷史意義。蓋班固承明帝之意,為達「尊顯漢室」之目的,割離古今而作《漢書》。從此當代史之傳統中絕,中國史學走上了只述古而不論今的道路,成為殘缺不全之史學。《漢書》又採取「避重就輕」之筆法,將西漢種種亂象之根源,由《史記》所注重的治道與制度問題,扭轉為個人之道德問題。此外,觀察《漢書》之「天人」觀及「古今」觀,亦多隨當世之時宜,處處為尊顯漢室而服務。最後回顧班固一生,其早年不甘寂寞,力求功名而不得見用。至青年時,賴明、章二帝賞識其才,故一意逢迎帝王,為漢歌頌,然自以才高而位低,常懷怨望之心。晚年則阿附權兇竇憲,為虎作倀,尚自以為榮。其雖才華出眾,但所作所為,恐皆為貪利慕榮而發也。
  
本論文的第七章則是結論,將總結從《史記》到《漢書》之轉折過程及其歷史意義。蓋我中華之史學本為論治行道而作,其本旨與六藝無異,證諸《史記》一書可知。而在太史公原來的規劃中,完整的史學是包括「古」與「今」在內,兩者缺一不可。後世史學之繼其書者,亦當代代「下至于茲」,不斷撰作新的當代史,將古今結合為一體,方可對當世政治有所指導,以維繫理想於不墜。但自班固為迎合人主,篡亂《史記》之法後,後世史學多法《漢書》,遂再無面對當代以論治之勇氣與史識。《史記》所傳「通古今之變」大義,至此衰矣。